中国经济增速连续6个季度下滑，并在今年二季度出现3年来首次破“八”，使得全局性的稳增长再次被提升为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特别是在内需提振短期无望，出口基于欧债危机的蔓延难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情况下，中央再次提出稳增长首要是稳投资的思路，而这种政策思路一方面造成了房地产再次逆势回暖，另一方面，抑制了很久的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再次井喷，一些地方再次提出了宏大而吓人的投资计划，最典型的案例是长沙和贵州。
长沙市政府最近拿出了一个包括195个项目，总投资额高达8292亿元的2012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长沙市政府特别强调，通过重大投资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从长沙市上半年的统计数据看，该市上半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896.54亿元，同比增长12.9%，其中，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900.52亿元，同比增长21.9%，投资占GDP比重达到了65.6%。同时，我们看到，长沙市去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只有668.11亿元，这意味着，8000多亿的投资项目需要该市10多年的财政收入。与长沙相比，贵州省在最近编制的《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提出的投资计划则更为庞大，该计划称，今年5月至今已收集项目2382个，筛选出投资总额达32479亿元的项目，初步提出规划10个国家级重大项目、50个省级重大项目和200个省级重点项目，而贵州省2011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330亿元。
尽管长沙和贵州的投资规模，和今年3月湖北省提出的12万亿投资规模无法相提并论，但由于长沙和贵州提出的时机，恰恰在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困难，各地又出现投资冲动的关键时期，其象征意义更为明显。在稳增长的大背景下，诸如长沙、贵州一样的投资冲动，恐怕并非个案，而是很多地方“集体行动的逻辑”。早在中央提出将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之前，一些地方已经希望中央再次出台“4万亿2.0”的刺激计划，通过新一轮的投资狂潮，拉动经济增长。
不可否认，从上半年的数据看，中国经济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和挑战，实体经济的不振，很多行业产能的过剩，中小企业面临比2008年更为严峻的困难，特别是发展方式的转型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面临的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现实以及对投资的过度依赖，不能说强调投资不对，但关键是投资已经严重过度，导致经济发展已经极度失衡的情况下，通过投资的拉动，除了可以暂时换得短期的好看数据之外，对于解决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长期发展的问题不仅没有任何帮助，而且由于投资的再次挤压，也挤压了解决这些困难的政策空间。如果投资可以解决时下的问题，就没有必要通过减税和结构调整这种痛苦的选择，也没有必要解决中小企业的困难，这种路径依赖，过去30年的发展已经证明，再无需证明。过去4年中国经济的表现说明，仅仅为了短期的稳定再次放开货币水龙头，启动政府投资，加大项目审批的速度，长期看不仅无法稳定增长，反而会积累更多的风险，从而使得中国经济陷入一个产能过剩的恶性循环。实事求是而言，今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快速下滑，除了欧债危机的影响之外，更大的原因就在于前两年的刺激政策延缓了结构调整的努力，因为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行业再次非理性膨胀，从而造成了更多的产能。
从地方政府历来的发展思维看，只要中央不遏制，地方从来不缺乏投资冲动。当然，这和地方多年来追求经济增速以及经济规模排名的恶性不无关系。在单纯追求速度和规模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就会不顾自己的实力，强行上马一些“看得见”的项目，换取任期内的政绩，从而将庞大的地方债务和财务黑洞留给下一任。过去几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地方配套投资高达18万亿，短短两年时间就使得地方债务飙升至10万亿，而很多地方上马的项目，即使现在来看，也基本还债无望，很可能引发不容乐观的银行坏账。在今年稳增长的情况下，如果再次听任地方随意涂鸦，大胆投资，在地方政府自身的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借助于银行信贷。债务黑洞越积越大，这对于银行而言，无疑是一个灾难性的选择。
笔者一直强调，中国经济从去年以来连续6个季度的下滑绝非短期现象，更非欧债等外部因素导致的结果，而是中国经济发展30多年来真正的转折点到来，依靠投资、出口、低附加值的制造业、房地产等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权力过大的问题，垄断的问题，产业升级的问题等，都不可能靠再一次的政府投资来拉动，更不可能靠货币政策的再一次放水来解决。4年前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已经证明，不进行深层改革和结构调整的任何稳增长措施只能见效于一时，在政策的药效消耗殆尽之后，没有抓住时机进行调整的整体经济将再次陷入低迷，并且由于贻误调整的时机而让问题更加严重。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比经济下滑更危险的，是警惕地方政府在“稳增长”的烟幕弹下，再次拿出庞大的投资计划，将政绩留给自己，将债务留给银行和后人。这种多年来累计的风险，不下决心解决，则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可怕的定时炸弹，很可能会毁了中国经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