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张玉凤给毛掐痒，使毛得痈
毛让江青登上她梦寐以求的政治舞台不是偶然之念。那时毛的私生活正起了巨大变化。在江青以毛夫人的身分第一次参加政治性活动不到一个月内，毛和张玉凤便打得火热。
十中全会会后，南下长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邀请毛下火车小住，组织了晚会。列车上的乘务员、服务员都参加了舞会。就在这次晚会上，毛开始注意到张玉凤。毛与张连续跳了几场舞以后，等到舞会结束，毛携了张玉凤的手回到毛的住室，并让卫士告诉汪东兴，张玉凤留下了，列车上其他的人可以回到车上去。在长沙住了三天后，又复上车。列车行驶以后，将张玉凤调到毛的卧车。
江青不在时，毛身边总有数个“女友”随侍在身。这次南下跟张“相好”之后，毛下车时，仍将她留在专列上。毛住接待所时，就由别的“女友”陪侍。六二年秋季，毛当时接近的是两位女机要员。毛在上海时住的是新建成的西郊宾馆，两位机要员在那侍候他。
毛在上海，醒着的时间大都在以前法国租界内的锦江俱乐部休息。下午睡醒后，我们便乘毛那辆防弹、苏联制的吉斯车进城，去俱乐部。他在那儿阅批公文，和“女友”消遣，凌晨两、三点再返回西郊宾馆。
我们一些随从一块同毛乘车去俱乐部。江青那时也在上海，但她都住在宾馆里。毛回去时，她已熟睡。毛和江两人的作息时间相差太大，很少见面。这几年毛的私生活越加肆无忌惮，江青也心知肚明。毛天天回西郊去睡一觉只是虚晃一枪，给江青面子。我想毛和江青是做好了协议──只要江青不干涉毛的私生活，毛不会跟她离婚，也准许江青在政治上一逞其野心。毛在政治上无条件地信任江，毛清楚只要摘掉了毛夫人的头衔，江青就什么也不是。江青终于向政坛上伸出魔爪了。
张玉凤多年后才成为毛的专宠。毛一开始时并不完全信任张。张老家在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区，她的“父亲”是铁路工人。毛告诉我，张玉凤曾跟毛说，一九四四年她母亲在一个日本牙医家里做女佣。张可能有一半日本人血统，因此毛怀疑张是日本特务。我对张的身世不清楚。毛很久以后才对张放下戒心。
我和张玉凤的关系自始至终都很紧张。一九六三年五月杭州会议结束后，回北京的车程里，毛有天叫我到他的卧车去。
他躺在床上，穿着睡衣，敞着怀。张玉凤站在床旁。毛看我进去后，说：“这里痛得很。”他用手指左胸，又说：“人也不舒服。”
我俯身下去，看到毛的左胸表面长了一个米粒大小的毛囊炎。我给他量了体温，并不发烧。我给他检查，胸部和腋窝都没有发现淋巴结肿大，也没有压痛。
我问张玉凤这个小疙瘩是怎么起来的。
张说：“不知道。”
我说：“是不是抓痒时，掐破了，才感染？”毛有搔痒症，皮肤某一个地方痒的时候，要用指甲掐破，才能止痒。他自己抓不到或不方便的地方，便叫伺候他的人掐。
检查的时候，张玉凤将脸背着毛，对我直眨眼。
我给毛上了药膏，放上纱布垫，用胶布固定好。我还说：“这很容易好，也用不着吃药或打针。但千万不要抓破。”我建议用热敷，但毛拒绝了。
到晚上又叫我去了，这时毛躺在床上，满脸通红。那疙瘩已有黄豆大小，底部红硬隆起，周围泛有潮红，皮内有一红线伸向左腋。毛的前额发烫，测体温是摄氏三十八度七。
我说：“现在感染在向全身扩散，要注射青霉素。”
毛要我立刻给割开。我说：“感染没有局部化疙瘩不成熟，不能硬割开，否则越搞越坏。左胸和左腋，还要不断热敷。”
毛不同意注射青霉素，于是口服四圜素。我又向毛和张玉凤说：“可不能再挤了，再挤就更加厉害了。”
我很担心。毛告诉我，张替他掐过疙瘩。现在感染变严重了。我跟毛、张嘱咐不能再掐，但我不放心，万一恶化了怎么办？于是在火车上我打了电话给保健局局长史书翰，告诉他这一经过情况。史很着急，报告了周恩来，然后又给我打电话，要派些医生和护士来。我说要来也得报告毛，毛同意了再来。不过目前来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吃药加局部热敷，等待局部成熟了才能做下一步治疗。
汪东兴插嘴说：“大夫，你怎么这么死板、天真。你不让挤，还是挤了。以后的治疗，也不一定都听你的。让他们来了，大家负责。万一再坏了，互相可以有证明，否则有口难辩。这可不是单纯的医疗技术问题。”
我向毛说明北京要派医生和护士到火车上来。毛同意让北京医院院长计苏华来。他说：“有护士长在这里，先不要来护士了。”
于是计苏华坐飞机，赶到南京，上了火车。
毛这时脓肿已经有核桃大小，表面上有五六个脓点，底下肿硬潮红已经有小桃子那么大。这已经是痈了。左腋淋巴结也肿胀红硬。
毛是第一次见到计苏华。毛为了使计不紧张，让计坐在床边，问计的姓名和籍贯，然后说：“姓计的不多见。清代曾有一位文学家和史学家姓计，叫计六奇，是你们一家人吧？”计回答说，不知道。
毛说：“你大概只知道行医，将本家人都不知道了。”
计很紧张，满头大汗，两手也颤动个不停。计将毛左胸上的纱布垫揭掉后，一看脓肿就说：“这是挤过了吧？”毛和张玉凤都不作声。
检查完毕后，计悄悄对我说：“这很重啊。”我们商量，如果是简单的脓肿，成熟了可以切开，让脓流出来。但痈是棘手问题，开刀时机不对有可能扩大感染，并发可致命的败血病。毛的卧车没有地方放器械。我提出仍继续吃四圜素和左胸左腋热敷，明天再割开放脓。计又征求毛的意见。毛同意了。
第二天毛左胸的脓肿顶端稍微变软。计提出将顶部切开一点。
没几天就回到了北京。又过了五天，左胸脓肿才完全软化。切开后，流出很多脓。但左腋淋巴结却越加肿胀。过了三天，将左腋脓肿切开。以后就是每天换药。这时已是六月底。
七月中旬时，切口还没完全长好。我不主张让毛去北戴河，江青十分不高兴。我怕毛到了北戴河，要是执意去游泳，什么人也没有办法挡得了他，伤口再感染了怎么办？江青咕哝，毛不去北戴河，其他领导谁都不好动。毛在北京生病时，他们怎么能去避暑呢？她抱怨这下度假的事都泡汤了。
毛自己也没料到一个搔破的小肿块会变得这么严重，毛同我讲：“现在好了。在火车上，你起先给我看，说得毫无问题，最后闹得成了这么大的问题。那里几天哪，是十几天。这真是‘小泥鳅翻巨浪’。你起先应该这么讲：这个病可能很快好，但是也可能要厉害起来。这么讲就两面都站住脚了，就不会说不中了。”
我说：“行，以后就这样讲。”
张玉凤为我不肯替她推卸搔、挤的责任而愤恨不平。我清楚一定是张没有洗手就帮毛掐破而感染，而且不止一次挤过。毛至死前也一直为此事怪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