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过去的一百年，总结人类历史上在二十世纪里最大的两场浩劫，德国的纳粹主义运动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恐怕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它们造成的惊人的破坏或让人震惊的屠杀，恐怕是今天我们没有和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所无法想像的。正如作家秦牧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浩劫，几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公开进行！”
但仔细分析比较，不难发现文革风暴与纳粹风暴在兴起时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文革有打砸抄家，纳粹有“水晶之夜”；文革破四旧，烧旧书；纳粹也发起烧书运动，而且两者都有“不破不立”、“一个新世界诞生了”之类的说法；文革多数人迫害少数人——“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纳粹也是多数人迫害少数人——犹太人、共产党人、自由知识分子；文革把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推到极端，纳粹把恶魔吹捧成全民族的救星………
文革与纳粹发动的相似背景
纳粹意译为“民族社会主义”，是二战前希特勒等人提出的政治主张，在时间上应与中国的文革挨不上边，但是，通过它们的兴起、没落和死灰复燃，不难发现其中也有共同之处。
首先，从经济上来看，当时的中国，处于一种和二战德国极其相似的环境。德国由于一战的战败，经济下滑。而当时的中国，在经历了3年灾害后，再加上前苏联断绝了对中国援助的基础上，使当时中国的国内环境雪上加霜。且二战前的德国与文革前的中国一样，在国际社会中非常孤立，都受到了制裁，并且没有什么“朋友”。而他们的“敌人”，一个是种族主义下的犹太人，一个是无产主义下的走资派，看似不是很相似，但是我们仔细想想，希特勒和毛都做到了一点，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在德国的这个一小撮，是实力上的最底层：而在中国的这一小撮，指的则是人数上的少数。
其次，“文革”之所以能发动，就是因为神权政治的形成，因为毛可以凭借其“神化”的地位直接号令到全国城乡的每一个角落，而他的任何言辞都被“神化”成必须无条件执行的“圣旨”。这与当时的德国是何等相似？纳粹时的德国，希特勒在全国的威望如日中天。每个星期都有几千封来自国内各地的效忠希特勒的信件，堆满他的办公室，写信者都希望得到希特勒的祝福，或建议将自己所在城市的某个广场、钟楼的名字，改为他的那个将永远不朽的名字。他走到哪里，都是如林的手臂，海啸般的欢呼，亦有很多普通人为第一次见到他而热泪盈眶。希特勒始终为人民对自己的拥载而痴醉，以至于临死前，他仍深深地坚信：他就是德国，他就是德国人民。而这一幕在文革中，何其相似！
人们不得不承认，发动文革和纳粹的两名政治领袖，都在国内享有极高的群众崇拜，这种热情是我到现在也无法想象的。举一个例子，当时，希特勒在一次公众演讲后，与一名农妇握手之后，那名农妇一周不洗手，来表示对元首的崇拜。无独有偶，在文革的时候，大部分与毛握过手的人，也是几天不洗手（最长时间不洗手的有一年），以领会马列的精神。
发动文革和纳粹的理由
“文化大革命”的发起人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经过这种煽动，一代年轻人几乎全部参加了大造反。这个时候，大家造老师的反，造校长的反，到社会上造所有人的反，甚至回家造亲生父母的反。进入武斗阶段，则是红卫兵造红卫兵的反；子弹瞄准自己昔日的同学、朋友、乡邻，扣动一下扳机就可以让他们血肉横飞，真是无比的过瘾、爽快！于是，人性丧失了，天良泯灭了。有的人是寻找仇人杀掉他，有的人则是随便杀人、即兴杀人、杀无怨无仇的陌生人。
当年的红卫兵们对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深信不疑，他们认为自己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更高的道德或政治原则，关乎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而纳粹军官对于自己在二战时候所犯的罪行有一个经典的借口：“我是军人，一切都是上面的命令。”这话听起来确实很有道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们可以用这个借口把所有责任推到上面去。然后，我们发现最后只有一个大魔头——希特勒，其他的人都是无辜的，只是那个魔头一个人造成了这样的灾难。
世界上最伟大的犯罪理由莫过于：生存是最重要的，而什么样的生存欲望都不能被简单的道德指责所压制。所以，很多人回忆那段不堪回首岁月的时候，都为自己辩解道：如果不做那些事，他们自己的人身自由、生命以及财产将无法得到保全。我们反思中的文革，是一个从上到下的运动，是一个人造成了民族的浩劫。所以，我们可以有无数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责任又一次到了一个人的头上，所有其他的人都是无辜的生活着，忘了当年挥舞的皮带与拳头。仿佛那些都是一个人挥舞的，完全不顾这个人不是千手观音这个事实。
文革与纳粹的不同之处
每当说到“文革”反思，总会想起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1972年访问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向犹太死难者纪念碑下跪的事。反观中国，面对“文革”这样的民族浩劫，却出现了一种逃避责任的普遍态度。于是，似乎所有人都成了“文革”的受害者，甚至政府本身也是受害者。这样，在中国便只能要求个人忏悔，而不能要求政府对以国家为犯罪主体实施的历史罪错认真忏悔，其实这才是中国的最大悲哀。
德国二战后，硝烟散尽，同盟军联手新德国政府发起铲除纳粹运动，意在防患于未然，以阻止新纳粹借尸还魂。因此，在纳粹政权垮台后的几十年内，并无形成气候的新纳粹分子出现。可以说，这种防范是成功的。但在中国，文革的遗毒从来没有从思想方法上彻底地清算。甚至如今中国“文革”的新纳粹们，他们仍然在美化发动文革的动机，淡化和掩盖文革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神化文革的历史作用。
“文化大革命”祸及的地域范围与人口数字绝对不会低于希特勒的纳粹运动。而且，它对中华民族的人性扭曲，造成的道德沦丧更是无法衡量、难以挽回。“文化大革命”过去很久以后，经历者绝大多数都有不堪回首之感，一代造反名人蒯大富、聂元梓等人至今不肯言及“文革”话题。但是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没有实际亲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人居然十分向往“文化大革命”。比如孔庆东，“文化大革命”启动时他才两岁，大武斗时他才三岁，他居然疯狂的推崇“文革”，疯狂地叫嚣“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而且，他一直都在欺骗性地向社会宣传“文革”，向青少年灌输“文革”意识，巴不得中国立即回到46年前的腥风血雨之中！
德国的法律严厉禁止纳粹的活动，否则，则以煽动种族仇视罪起诉。而中国对于“文革”新纳粹的活动，却无任何法律予以限制，任凭他们在有关场合，包括互联网中掀起一波又一波拥戴“文革”的狂潮。德国人对纳粹的反思，非常重视。像勃兰登堡门旁边，黄金地段居然拿出大片土地修了犹太人纪念碑。现在有人说“赞颂文革”也是言论自由，这不仅让人产生困惑，比如在德国，你不能赞颂纳粹，这是不属于言论自由那一部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