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

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无数人被打成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这些人既有非共产党人，但更多的是共产党人；既有一般的干部、党员甚至群众，也有中共中央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既有入党不久的新党员，也有20世纪2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既有文化、教育界的人士，也有党、政、军、公安、政法等领域的人员；既有已经被平反的，也有结论至今未变的。这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因为很敏感，至今没有人系统研究过。下面，就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对这个问题做一点探讨。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反党集团”概况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按历史时期划分，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延安整风时期：“反党集团”开始出现

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共党内的斗争虽然很激烈，很多人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被打成形形色色的所谓“集团”，例如“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托派”等等，但一直没有使用“反党集团”的名称。从现有的材料看，最早打成“反党集团”的，应该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的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即陈传钢）与中央妇委的王里（即王汝琪）、中央研究院的潘方（即潘蕙田）与宗铮（即郭箴一）两对夫妇，与王实味之间本来只是同志或同学的关系，但因为在毛泽东发出整风的号召以后，成全向毛泽东写过—封信，提出要“整顿人风”，即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王里和潘方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前后发表过一些与王类似的看法，在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后，他们便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

（二）1955—1956年：“反党集团”扩展到高层和其他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始在中央高层和其他领域打“反党集团”。由于这方面的材料开放很少，下面主要根据《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加以介绍。

从《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看，中共建政后最早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高岗、饶漱石集团。不过当时的名字不叫“反党集团”，而叫“反党联盟”。在1954年2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被揭露出来。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社论，第一次公开宣布他们是“高饶反党集团”。这个集团后来也称为“高岗反党集团”，并扩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这是第一个在中共中央高层打成的“反党集团”。

高岗、饶漱石被打成“反党联盟”不久，接着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胡风等人。胡风，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因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不同意见，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5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刊登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还为此写了编者按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并在全国各地逮捕路翎、牛汉等92人。从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这是中共建政后打成的第一个全国范围的、牵连广泛的“反党集团”。

在这个时期，基层也开始打“反党集团”。例如河北省武清县，1955年县委派工作组整顿县社供销时，将刘旭中、徐洪儒、陈巨元、阎永会等人视为“反党集团”，并让他们停职检查。

（三）1957—1958年：打“反党集团”进入高潮，“反党集团”遍及全国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一大批在“整风”运动中曾发言甚至根本没有发言的人，不仅被打成“右派分子”，还被打成“反党集团”。

当时打“反党集团”最多的似乎是文艺界。早在1955年9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就将著名作家丁玲、陈企霞定为“反党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陈明。1958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作了《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处理意见的报告》，将对丁玲等人的处理有不同意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黎辛等打成“反党集团”。7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这个报告。定案结论中说：“这个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主要是以阴谋手段推翻中央1955年12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以及否定肃反运动，执行保护坏人、打击积极分子的恶毒政策。”

在反右派斗争中，很多地方都在文艺界中打了一批“反党集团”。例如在河北省文联，有以省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刘艺亭为首的“反党集团”。在辽宁，有沈阳市文化局副局长、市文联主任王化南、《芒种》主编郭墟、《芒种》副主编吴山组成的“反党集团”。在吉林，有以导演沙蒙、郭维、吕班等为中心的长影“小白楼反党集团”，以及长影乐团“反党集团”。在安徽，有文联党组委员王影，《江淮文学》副主编、文联党组委员石青和《江淮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共产党员钱锋为核心的“右派反党集团”，以安徽省文联主席、中共安徽省文联党组书记、省委文教部副部长戴岳为首的“文联右派反党集团”，省文化局有以陈仲、张熙才、佘建民为主要成员的“反党集团”。在浙江，有以黄源为首的文艺界“反党集团”。在广东，有以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音乐协会广州分会主席、中共音协分会临时党组书记李鹰航为首的“潜伏在音乐、美术界的反党集团”。在广西，有民进广西省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省文联副主席胡明树，民盟广西省委委员、省文联副主席、广西师范学院语文系主任林焕平，民革广西省委委员、桂林市文联副主席李文钊结成的“反党集团”。在四川，有以《星星》编辑石天河为首，包括流沙河、白航、丘原、储一天、陈谦、遥攀、白堤、晓枫、徐航等一大群右派分子的“反党集团”。

在新闻出版界，当时也打了一些“反党集团”。例如《人民铁道报》社打了以副总编辑范四夫为首的“反党集团”；通俗读物出版社打了以蓝珏、于干等为首组成的“右派反党集团”；在《鞍山日报》社，打了以副总编辑李惠众为首的“反党集团”。

在高校，当时也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中央美术学院的“江丰反党集团”；东北工学院以右派分子、民盟支部委员陈尚炯、岳从风和王裕生为核心的“右派反党集团”，以九三学社成员、工艺系教授许冶同为首的“反党集团”；浙江大学由吴隆延、包德炜、李德进、史孝成、朱文伟等五人组成的“‘春雷’反党集团”；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的“董时光、罗容梓反党集团”。

在民主党派中，除了最著名的“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外，还有“陈铭枢反党集团”。在各省的民主党派中，也有不少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例如在江西，不仅有中国民主同盟江西省主委许德瑗、副主委刘九峰等组成的“许、刘反党集团”，还有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员漆裕元组织的“反党集团”。在广东省农工民主党内，有包括云应霖、丘哲、李洁之、陈卓凡、廖嗣兰、杨飘棠、黄大锵等七人的“右派反党集团”。

在中央机关中，这时也打了不少“反党集团”。例如司法部有以副处长王左平（共产党员）为首的“反党集团”，监察部有以王翰为首的“反党集团”。

各个地方打的“反党集团”就更多了。例如在安徽，有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在广东，有“云应霖反党集团”、“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在广西，有以民主促进会的成员胡明树（省文联副主席）、刘牧、秦黛、陈宪章为核心的“反党集团”，以前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包括前省委常委王梦周，前省委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在四川省水利厅，有以农工党员叶嘉禾为首的九名“反党集团”；在云南，有以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在贵州金沙县，有以副书记李乃蔚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在甘肃，有以原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原政法党组书记、副省长陈成义，原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以及“陈时伟、杨子恒、蒋云台等反党集团”。

（四）1959—1965年：在“反右倾”等运动中继续打了很多“反党集团”

在1958年8月于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后，很多机关和地方也都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水利电力部党组打了“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外交部打了“张闻天反党集团”；福建在“反右倾”中把省长江一真、副省长魏金水打成了“反党集团”；1959年10—11月，中共正定县委打了以杨才魁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反党集团”的罪名更多了。例如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被诬蔑为“反毛泽东思想”，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撤销了他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孙冶方、张闻天等因为提出预告尊重价值规律等问题，被打成“孙冶方、张闻天反党集团”；提出重庆市萧泽宽、李止舟、廖世俊（廖伯康），因向中央反映四川大量饿死人的真实情况，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

（五）“文革”时期：打“反党集团”进入第二个高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就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接着，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因写《三家村札记》，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不久，整个中共北京市委被打成“旧北京市委反党集团”。在这之后，各地打成“反党集团”的就更多了。

到“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来把无数人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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