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沈阳商铺为避免工商部门以查假货为名重罚而集体歇业的消息席卷了中国网络，推根溯源，都是中国经济下行、各地“税收增速回落”、财政告急惹的祸。
话说这税收增速回落，并非税收总额下降，只是增长速度没达到政府要求的标准。用老百姓都懂的大白话来说，就是今年政府预定要吃的蛋糕尺寸减少，部分预算中想用的钱没了着落。这事如果搁在民主国家政府的头上，通行的办法大概就是节支，实在熬不过就裁员减薪，砸掉部分公务员的“铁饭碗”。因为在民主国家，政府不能任意加税，得通过议会讨论再三并批准方可。即使是富甲天下的美国，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不少州政府面临财政困难，也得节支、裁员减薪，联邦政府甚至因财政问题面临险些被“关门”之灾。
但中国政府却不同，莫说要政府裁员减薪，就是减少“三公消费”这种政府自个多次承诺要削减的奢侈性消费，那也是困难重重。原因无他，因为不仅中央政府可以随意加税，地方政府乱收费更是花样翻新。采取“杀鸡取卵”办法以增加税收的不止沈阳一地。早在7月份，中国各地政府因财政告急，各出奇招突击增收。被媒体报道的就有如下数地政府：
6月6日至28日，甘肃省永登县地税局突击收税，20余天增加税收6448万元。该县上半年的各项税收收入20203万元，短短20天，征了上半年32%的税。永登县地税局因此“一举成名”。
有的地方税收不足，则以乱收费补。例如，云南省弥勒县公安局13个派出所今年成立了交警中队，对无牌无证和乱停乱放车辆加大处罚力度。一些市县面对“税收增速回落”，则开挖“天然蓄水池”——即企业往年的欠税和一些政府认为原本可收可不收的“弹性空间”都“开发”出来。比如重庆市大渡口区地税局就很善于清理欠税，据该局文件称，在欠税追缴工作中，通过欠税公告、约谈、采取强制措施等方式，累计追缴以前年度欠税3744万元。
还有一种最具争议性的做法，就是“预缴”。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湖南某地就到企业查账，让企业把未来的所得税“预缴”上来，而实际上一些企业近几年都没有盈利，根据法律它们并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不过，这种预征并非湖南首创。2011年1月6日《羊城晚报》曾报导过一条消息：山东德州市临邑县南鑫世纪城的业主们接到开发商的通知，称如果要领钥匙，需要一次性交齐30年的卫生费，每户每月5元，共计1800元。该县政府2009年6月11日下发的“红头文件”规定，预收30年的一次性终身城市垃圾处理费，即将卫生费收到2039年6月11日。政府每五年换届，临邑县本届政府等于替今后6届政府代劳征收并代用了此项卫生费。
一向被视为低收入阶层的农民工那干瘪的钱包也被一些地方政府盯上。安徽合肥市地税局规定，从10月1日开始，该市包括建筑、安装、修缮、装饰及其他工程作业在内的建筑安装业的农民工也需要缴纳个税。
从以上措施来看，中国税务人员罗掘税收的智慧不拿个世界第一，还真是屈才了。经过今年这一轮努力，中国冲上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第一名应该大有希望，福布斯杂志曾推出《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大陆排名全球第二。那一年，排名第一的是法国，但说起来法国人不算冤，因为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法国虽然没实现空想共产主义法国始祖圣西门憧憬的“共产主义”，但人人得享高福利，高税收就算是为全民福利买单。但中国人呢，税负痛苦指数高居世界第二，但除了党政事业机关与大国有企业工作人员之外，人民基本无福利。没有福利还要缴纳如此高的税收，就实在有点冤枉。
但还是那句话，世上没有免费午餐。中国政府在享受高税收支撑的“政府繁荣”之时，得考虑一下税负高低与国家兴亡的关系。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过，财政税负的历史，不但使人们能够洞察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还能洞察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他认为：“在社会的转折时期，现存的形式相继殒灭，转变为新的形式。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财政政策的危机。”
重税往往是乱世之兆。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更替，几乎都循着以下规律：立国之初，谨记前朝教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人民安居乐业，朝廷府库充盈，乃有盛世，如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盛世过后，统治者淡忘前朝覆亡教训，奢靡之风日盛，官府消耗猛增，加重税收，人民开始不堪重负，社会动乱日起。统治阶级穷奢极欲难扼，横征暴敛继续，民不聊生起而反抗，“维稳开支”日益庞大，最后税收枯竭，直至灭亡。至于预征税收，则是内乱蜂起、外敌入侵之时，比如明末崇祯年间为了筹军饷而明末加派除辽饷——辽东军事是对付关外崛起的满清，相当于今天中国政府的军费；剿饷、练饷——这两者是用于对付本国起义的农民军，相当于今天的“维稳费用”。人们总结明亡之教训，其税收过重导致压榨过度是主要原因。
可以说，税负之松紧，不但预示着王朝兴衰，还标识着人民的苦乐。今天中国财富分配本就严重失衡，高房价与医疗、教育费用过高，本就迫使大部分人民不得不压缩正常消费，导致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如果再加重税负，只能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如此下去，前景不问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