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银行负债到了危险边缘
据证券机构对中国上市银行2011年年报与今年一季报统计分析显示，2011年中国上市银行表现出不良贷款余额的双降，且从环比统计数据看，2011年末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比三季度末有了明显的上升。中国银监会最近的数据也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较去年底有所上升，至4382亿元人民币，连续两季度出现反弹，不良贷款率达0.9%。
近期，央行两次降低基准利率，同时扩大利率浮动区间。银行业竞争加剧、利差收窄，进而影响到今年银行业的利润。有观点认为，倘若经济下半年不能见底，明年银行业坏账将大幅增加、净资产将严重缩水。
记者：目前中国的投资主要依靠“铁、公、基”等投资项目，而其背后是大量的银行贷款，您怎样看银行的负债与坏账问题？
韦森：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术语来说，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过度投资”问题，而是大量“错误投资”和“不当投资”问题。多年来，中国的投资更多体现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扩张，以及一些民营企业在发改委的产业政策的鼓励、引导和支持下，在一些尚不能盈利的产业和产品上的盲目扩张。这就与其他国家在经济繁荣时期投资大都是自由企业根据自己的利润预期而自行决策的扩张有着本质的区别。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经济若出问题，可能比西方国家几次衰退时期所出的问题更大，“摔”得更严重。
不久前，我曾在“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及其对今天的启示”的专栏文章中指出，当经济处于扩张时期，如果央行人为压低利率，将导致资本向投资资本品生产部门的扩张。扩张之后，将与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上人们的实际储蓄和消费偏好不匹配，反而证明了人为压低利率下的大量投资是错误投资或不当投资。倘若错误的投资不能及时收回，待银行贷款还款期限来临时，经济大萧条就来了。这正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要告诉世人的。是否在21世纪这一理论仍然适用？至少我观察可能非常适用目前中国的经济格局。
这几年，为了应付这次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的投资尤其是铁、公、基建设投资是多么巨大呀！而大部分投资，都是靠银行贷款来支持、来启动的。当然，这其中有中国外贸出口高速增长所导致的外汇储备增加以及资本账户外资流入所导致的央行基础货币巨增的因素，也有中国人储蓄率高的因素。另外，在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上，应该还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黄金时代的末期。但是，过去数年，中国所启动的基建规模实在是太大了，中国的银行贷款增量实在是大的惊人。我初步计算了一下，近2009，2010和2011这三年，中国的贷款总量就超过了30万亿元，与2010年近40万亿GDP相比，比率为0.75，即这三年间每块GDP多增加了0.75元的贷款在背后。
目前中国的银行坏账率从账面上看还不高，仅为1%。但更为重要的是，截止去年年底，中国贷款余额超过了58万亿，而去年的GDP为 47.9万亿。由此推算，1元GDP中，背后积累有1.28元的贷款。如果一些政府投资项目和企业投资项目不盈利或亏损，而银行贷款到期了，不能偿还，巨量的坏账最后会拥积到银行，后果将不堪设想。
大量错误投资或将经济推向大萧条
前段时间，中国大量项目屡屡获批，使得发改委备受关注，加之其对“新四万亿”以及“四万亿2.0版本”等说法的否定，更成为社会的焦点。虽然来自国家发改委和地方发改部门的官方消息均表示，国家不会重复2008年时大规模的投资计划。
正值此时，总投资超过1300亿元的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与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却逆市上马，也因此备受业界关注。不可否认，2011年中国钢铁行业的利润率仅为2.4%，今年1～4月，其利润率进一步下滑至0.1%，一季度甚至出现了全行业的亏损。据中钢协方面表示，目前中国钢铁业已超过年产9亿吨的产量和不足7亿吨的消费出口过剩巨大，2012年起中国钢铁行业将进入全面的过剩阶段。
记者：前段时间发改委审批通过了广东湛江钢铁基地等项目，对于这些项目的投资，您怎样看？
韦森：这几年，中国大规模地投资兴建了“铁、公、基”项目，是中国经济能维持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但是要看到，基建投资高峰在未来几年时间里即将过去，之后将留给地方政府巨大的债务。近期的一系列逆市投资也必须在靠银行贷款来启动和完成。最近全国人大预算法修订时关掉了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可能渠道，这无疑又将会把地方政府逼向通过银行贷款来维持本地经济增长的窄门。地方政府靠银行贷款来建基础设施、开发区和发展经济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犹如一个“抽鸦片的瘾君子”，越抽越上瘾，长期难以为继。
各地大规模的投资必将带来沉重的债务，而这些负债主要依靠地方融资平台和银行贷款来承载。随着土地出让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将借新债还旧债，再发新债来谋发展。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担心十几万亿的地方政府负债，但是要看到，地方政府负债只是银行负债的一部分，企业的银行贷款负债更是一个大问题。到2011年末，中国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已经高达58.2万亿，其中全国房贷只占2.2万亿，而汽车和消费信贷应该在中国银行贷款中还只占很小一部分。这样算下来，可能超过55万亿元都是政府和企业贷款，其中光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就高达21.8万亿元。目前，各行各业的利润率都在下降，资本的回报率在下降，有大量企业不赚钱，甚至开始亏损。最近暴露出来的江西最大民企赛维LDK公司负债300多亿，以及无锡的尚德集团巨额负债，都是典型的例子。在当下中国，有多少这样负债累累、资不抵债的企业？倘若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不再盈利了，甚至亏损了，大家纷纷摈弃实业了，此时仅依靠政府投资来强行来保8和维系高增长率，我们的经济还能走多远？过几年后还不会不出大问题？
由此来看，地方政府、企业以及一些开发商的不当投资和错误投资——如鄂尔多斯的“鬼城项目”，正在给中国经济买下巨大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决策层认识不到这种错误的投资的潜在风险和危险，仍然想靠启动新一轮大规模的投资来维持短期的高经济增长速度，这种逆着经济运行自然法则而行的宏观刺激政策，必将在未来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记者：错误的投资将导致过剩产能的进一步过剩，您怎么看中国目前产能过剩的问题？
韦森：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我们上面所讲的从拉动GDP增长的三架马车皆存隐患、利润率下降以及从历史维度三个方面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缓慢下行的通道，只是从表层上来分析，而深层次的问题，或者说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各行各业目前均存在产能过剩问题。
从当代世界经济史的视角来看，20世纪末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是在一个极其难得和独特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进行的历史机遇中发生的。中国各类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迅速加入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正赶上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航空航天技术、核能技术，乃至计算机网络技术所构成的当代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动的一波大的经济增长的末班车。要注意到，我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最近所热销的所说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他的热销书《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中所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有所区别，是指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发生的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
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来，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且中国劳动力教育水平和技能能胜任现代制造业的生产和装配，且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虽然确保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制度还有很大问题，但有开放态度的政府来保持外资在中国的运营和合约实施，加上各地政府所提供的招商引资优惠条件和基础设施的支持，使西方较多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中国，导致中国制造业在过去20多年中得到空前的发展。在过去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中，中国的制造业迅速崛起了，中国汽车产量已经世界第一，钢铁产量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四个国家总和，水泥、煤炭产量也几乎达到全球产量的一半。还有家电产品等等，都是世界第一了。但是经过这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在目前中国的所有产业中，几乎没有一个产业不产能过剩。
另一个在近几年正在发生的事实却往往被我们的决策层和人们所忽略掉了，在中国所有产业都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正在下降。政府税收在猛增，人民币已大幅升值，加上劳动力成本也上升，结果导致许多之前中国出口产品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正在失去。如今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你会发现一个悄然的但确是很重要的变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商场和超市中，中国制造的产品正在开始减少，而来自越南、孟加拉、印度、菲律宾、印尼、泰国、墨西哥、秘鲁等拉美国家的产品正在悄悄地增多。这意味着什么？人民币不断升值、国内企业税负较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经物流运输成本较高等因素，已导致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已不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