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让全球展开了一场资金争夺战。到目前为止，新兴市场、金砖四国、欧元区是资金流出地，而美国，则成为吸纳资金的海绵。争夺资金手段各有不同，最糟糕与卑鄙的手段，无疑是无法阻止资金外流，无法吸纳资金，却以黑社会的罚款方式，以通胀的方式，攫取普通人的财富。
沈阳，因为某神秘的原因，重罚之下，绝大部分商户白日闭户谢客。鄂尔多斯，中国曾经最富裕的城市，目前四处筹钱，甚至向大型企业与拆迁户伸手。据鄂尔多斯市政府的数据，截至2012年4月底，全市324个房地产续建项目，复工率不到四成。计划新建的49个项目，只有7个开工，开工率14.3%。全市房地产市场完成投资10.4亿元，同比下降83.4%。上世纪80年代末的海南，本世纪10年代的鄂尔多斯，同样的一幕，二十年后上演。
一切源于泡沫经济的坍塌。获得财富的手段各有不同，好的体制可以保障财富的长久运转，坏的体制可以让财富几十年一轮回，烟消云散。
现在的中国相当于制订宪章过程中的英国。
在经济领域的财产保障领域，中国与英国恐怕相差800年的时间。英国争取个人产权的过程，初期主要是贵族争取财产权、厘定税收边界的过程，制订的条款是粗糙而有实效的。1100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签署“亨利宪章”，保证贵族的继承权；1215年，约翰王签署保障贵族与自由民权利的大宪章；1258年，贵族逼迫战败的亨利三世签订牛津宪章，宪章确认过程来来回回多达33次。
保护贵族与自由民的财产权是大宪章的重要内容，而税收则作为财产权的一部分被格外强调。在大宪章63条中，21条论述财产权，核心是禁止国王剥夺人民的财产。第2条规定，贵族与领主死后，其继承人按照旧有数额或领地旧有习惯交纳继承税后即可享有遗产；第28、30、31条规定，国王之官吏除依照自由人意志外不得擅取自由人之谷物、车马、木材等动产，“除非得到所有者的同意，否则禁止任何人任意占领其他人的森林”；第52条禁止占有他人的土地：“如果没有主人的合法同意，不能剥夺他人的土地、城堡、自由和权利。如果被剥夺了，被剥夺者有权立即恢复这些权利。”贵族具有财产传承权，自由民的生产工具不得被剥夺，贵族的资产不能被剥夺。
为了保护财产权，税收的缴纳、与人身自由的规定必不可少。《大宪章》有了税收法治原则的精髓。“王国内不可征收任何兵役免除税或捐助，除非得到本王国一致的同意”；“为了对某一捐助或兵役免除税的额度进行讨论并取得全国的同意，国王应发起召集大主教、主教、寺院长老、伯爵和大男爵等等开会，讨论研究征款事宜”；《大宪章》第12、14条规定，在国王被俘赎身、国王长子受封骑士、长女出嫁时所征收的辅助金应适当，除此三项外，未经全国公意许可，不得征收其他辅助金与免役捐；第25条规定，除国王自己的领地庄园外，一切郡、市镇、区均按旧章征收赋税，不得有任何增加。其他则是法律的相对独立，第39条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逮捕、监禁、流放、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第61条规定，由二十五名大贵族组成一个委员会，监督大宪章的执行，国王如有违反，可采取包括剥夺其土地和财产在内的一切手段予以制裁。
争取财产权的过程是一个暴力的过程，贵族与自由民联手与国王势力抗衡。国王签署宪章，未必会执行，会以爱国的名义、抵抗法国入侵的名义，随时侵占国民的财富。要保障财富，靠的是局部战争、靠的是贵族精英与国王的博弈，靠的是规则的约束，靠的是把议会制约体制常规化。到《牛津宪章》时，才产生议会。规定根据24人组成的贵族会议的决议，每年应召开三次议事会即议会（parliament），审查国务并考虑国家的共同需要及国王的需要。24名贵族中，12名由国王指定，另12名由公共选举产生。
进步绝非一蹴而就。从亨利宪章，大宪章，牛津宪章，直到1628年的光荣革命，经历500年的混乱的铁血时代，终于向遵守共同规则常态领域过度。期间最重要的原则是，局部的战争是为了最终各方坐下谈判，互相博弈以形成可以遵守的规则。规则的内容从粗糙走向精致，从贵族精英统治走向自由民统治，最终走向全体公民的民治。如议会的组成结构，从原来的全部的贵族中逐渐加入了各郡骑士和市镇居民等中产阶层，议会从单纯的议政机构，转变成为拥有立法权的权力机关。
改革必须进行努力，尤其是社会中有财产权的人士的努力，改革也是渐进的过程。改革有可能会产生局部的混乱，甚至倒退，只要大局看好，就能向前。而改革的方法无一定之规，只要建立适合本土的权力约束制度，就能实现本土的财产保障，无论是以议会的名义，还是以商会的名义，或者其他组织的名义。
中国已经历百余年的变迁，已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与时间。关键是，必须看到实质性的改变，看到对于权力的实质性约束。否则，以高尚的理由剥夺民财之事层出不穷，中国将丧失改良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