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里有酒和女人，冲啊！
1949年1月31日下午1时，解放军进驻北平。以此为标杆，中共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夺权大业。随之而来的是，全国青年知识分子狂热地讴歌革命，投入中共怀抱。像我这样17岁的男青年参军，决心是拿起枪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女青年呢，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鼓舞士气的文艺工作者，都是她们的用武之地。谁想到，这些十七、八岁的姑娘，懵懂间成为了进城干部的猎物。在“坚决服从分配”的誓词下，她们的婚姻就被分配了。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灵魂，团长看中一个姑娘，团政委去做动员，政委看中谁，团长动员，政治工作的力量一发挥，天真的少女上哪里逃脱？再加上爱好虚荣的人性弱点，成为高干夫人，一夜之间光环缭绕，何乐不为？
昔日彼得大帝攻城略地，阵前喊一句：“城里有酒和女人，冲啊！”将士无不赴汤蹈火。这蛮性十足的话是不能道破的，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49的抢亲老风景线，以及与时俱进到目前官场包养二奶的新风景线，都是彼得大帝口号的生动再现。
二、精心设计的高栏与滑梯
对待这批蜂拥而来穿上军衣的青年知识分子，男军人面前是难以跨越的婚姻高栏。在思想上，号召你成为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马特洛索夫是苏德战争中用胸膛堵德军碉堡枪眼的苏方士兵，是黄继光和所有革命军人的榜样。在政策上更有严格规定。有一次跟组织部门的人聊天，他告诉我：你若是营级干部，有六年军龄可以结婚；若是连级干部，有十年军龄才可结婚；像你这排级干部呢，到三十岁就有结婚资格啦！
相形之下，女军人面前是精心打造的坡度极大的滑梯，结婚年龄全无限制，让她们迅速而直接地领略了党的亲爱。那时尚未制定正规的婚姻法，没有十八岁才能结婚的限制，谈年龄还用虚岁，即在周岁上加一岁。实际上许多十五、六岁的少女就同高干入洞房了。
几十年后，放眼元老家庭，几乎都是遗孀当家，权势不缺，但孤雁哀鸣的滋味，难以启齿；相反的，鳏夫则寥寥无几。
以我熟悉的两个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为例，女的嫁给了一个“三八式”（1938年前参军的老干部），男方则和我一样，无权结婚。他发牢骚说，他的女同学是“航空路线”，指她只找官儿大的嫁。这句怪话到镇压反革命运动时被列入“反革命言论”，挨了一顿整。
另有一对本是恋人的青年同时参军，女方被老干部挖走，在结婚典礼上，男方愤然说了一通不在道儿的话，使尴尬的新人快意全消。不久，此人被做转业处理了事。
三、一个司机的故事
前面有车，后面才有辙。列宁有过齐人之福，他下面有过杯水主义；毛泽东不用说了，进城之前的中共高干，喜新厌旧之风早就刮起来了，只是轮不到中层罢了。这里举一个河北石家庄地区运输公司司机的寻父故事为例。
有一天母亲把他叫到身边，打开一张红色文书，上面有两个大字：“婚书”。这位司机吃惊地听妈妈细说原委：妈妈不到二十岁嫁给了一个农民，很快怀孕，但没等孩子出生，丈夫就参加共产党的军队走了。妈妈等了三十多年，一直到“文革”过后，听同村的人告诉她，丈夫已经是北京军区的领导人，而且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又成为军队知名人物。妈妈嘱托儿子，去看看你的爸爸吧！
他带了父母的婚书，找到北京军区。接待人员打量眼前的中年男子，看了他的工作证，不像是冒认官亲的无赖汉，就逐级汇报上去。最后，一位很负责的干部出面同他谈话。双方相当坦诚。他说，我并非为钱而来，因为我工作稳定，生活不愁，我来只是想和父亲见见面。对方表示信任和理解，然后说，你要找的人现在身为党和军队高级干部，老婆孩子也已经是一大家子人了。你们的会面，定会给这个平静的家庭掀起波澜，同时也给党和国家带来不良影响。……
一个老实巴交的开车的，怎对付得了中共政工干部！他怏怏而回，母亲死灰复燃的一点火星，此时彻底破灭，不久病逝。死前排尿困难，运输公司两名医生为她排尿，其中一名是笔者的妻子，另一名医生姓包。包医生说，看她排尿器官的外观，像个未曾结过婚的少女……。那个时代，落得这种命运的女人千千万万。这也就是为什么戏剧《秦香莲》常演不衰，陈世美遭人唾骂的潜在缘故吧！
但重组家庭的人总是振振有词地说：那是封建包办婚姻，反抗才是进步。我们要说：你们对糟糠之妻没有个交代，就是不折不扣的重婚罪！
1949前的此类实例，多发生在军级以上干部中。到1949年，自然是师、团、营级干部大显身手的时刻了。在营、团级干部中，确实有初婚的。他们的老少配就更有理由。一名娶了个十六岁女兵的干部，在我面前大发神经地说：我们把青春献给了革命，今天老了，难道就非找寡妇不行！
四、反向抢亲的一个实例
说“抢亲”，女对男的例子也不少。
我曾是军队学校的教员，学员都是前来学文化的老干部。我的一位同事，年轻英俊，是乒乓球队和排球队的主力队员。他打完球就在楼前自来水管前擦身、洗衣，此时就有一位女团级干部帮他涮衣服。女军人能成为团级干部，非同小可。在战场上是不兴走后门的，非智勇双全、神枪在手者莫属。如今春去秋来颜色故，婚姻上自有坎坷。但这位昔日的游击战女英雄，再萌春意，只略施小计，就成功导演了“新编井台会”，同她的男教员结婚了。
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近四十岁的新娘，一身黄呢子军服，两杠一星的中校金色肩章闪闪发光。须知当时军衔有金色和银色两种。金色为指挥军官和政治军官，银色为行政、后勤军官，新郎和我一样，是银色的少尉牌牌儿。我们自惭形秽，都穿了便服。新娘没带军帽，发髻上系了紫色绸结，将一把糖抓给我。我在她开朗的笑容面前，顿时感到心尖儿颤动。我，也在游击女英雄面前举手投降啦。
五、阶级路线上的吊诡
到1955年授军衔后，少女已被瓜分完毕。我辈男性知识青年也多二十五、六岁了，这才被打开结婚之门。但对知识分子，领导持有一种提防心态，特别强调阶级路线，不能同家庭有问题的女子结婚。我的战友郭东昆在天津北宁公园同学生联欢中，同一名女生有了恋情，打了结婚报告。领导一调查，女方父亲是在“镇反”中镇压的，立即驳回。但男方坚持要结婚，被立即清除出军队。我另一位战友孙道明，曾任华北军区文工团舞蹈队队长，近四十岁认识了张家口一位演员，因她的前夫被关押，结婚申请自然被驳回。他为结婚也选择了离开军队的道路，落户在柴沟堡。
笔者的婚姻道路也不平坦。授军衔后，我不需要等到三十岁了，经过介绍准备和同事的妹妹结婚。她的父亲曾是冯玉祥部下的中校军械官，因而被分配到河北坝上（内蒙高原）行医。我打了结婚报告，领导不说明理由，只告诉我：另找吧！我坚持，也准备走郭东昆和孙道明的道路。但因我的业务部门首长顾炎替我说了话，才没有从钢丝上掉下来。
相反的情形是，姐妹二人，父亲是大局易帜前东北的一个省长，结果是妹妹嫁给中共高干，姐姐则在我的同事离开军队后才得以结婚。这正是：一条路线，两个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