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坤倒转的年代：文化大革命
(1966年-1969年)
文化革命是共产党邪灵附体全中国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七百七十三万人。
文化大革命概念解析
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从表面上看是中共党魁毛泽东为了清洗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批中共高层的异己势力而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由于反清洗力量的强大，毛不得不借助民众的力量。而民众一旦被发动起来，获得某一程度的自主空间时，他们在为毛效力的旗号和幌子下，逐渐提出了自己的政经诉求，并且，这些诉求与毛的意图渐行渐远，与中共官僚体制，尤其与军方产生严重摩擦、冲突，从而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压制，直至六八年夏秋、六九年初被全面镇压。但是在事实上它显然是一场真正的革文化的命。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破坏和摧残是前所未有的，对于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和未来人们寻找真正的回归之路的阻碍也是古往今来头一遭。
文革起止时间辨析
关于文革的起止时间，一直有着两种说法。中共的官方说法是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而学界有学者认为是从1966年到1969年的三年时间。
持三年说的海外学者认为，确定文革的时间的重要依据来自于文革自身的、不同于中共发动的其它政治运动的几个特征：
一、其它的政治运动是矛头向下、整民众。而文革的矛头则既有向下，也有向上，指向省、市领导乃至中央高层的内容。
二、其它政治运动中，中共高层认识统一，步调一致，而文革期间中共高层则呈现严重分歧乃至分裂。
三、在其它政治运动中，中共的各级党组织均作极有效率的运转，牢牢的掌握住运动的领导权。而文革期间中共地方各级和各单位的党组织均告瘫痪或半瘫痪。
四、文革期间民众空前绝后的成立了许多组织。这些组织自主行使了集会、游行、示威、言论、出版等项的民主权利。中共政权除掌握最后一道关卡外，对这些组织失去了控制力。
而上述四项特征从六六年初夏开始陆续出现，最典型的表现存在于六七年至六八年早春。从六八年初夏开始，至六九年中共“九大”以后，诸项特征均告消失。六八年秋冬以后，中共各级地方政权、各单位领导机构迅速重新建立。群众组织有的被血腥镇压，有的被责令解散，共产邪党又重新极有效率的控制了整个社会。“九大”以后的社会形态与此之前截然不同。社会上政治运动仍在进行，但再也不是批判刘修、走资派，而纯粹是矛头向下整民众。六八年秋开始、六九年全面铺开的“清理阶级队伍”重新把黑五类等经典“阶级敌人”推上杀牲祭坛，并严厉清算前阶段民众中的造反者。
持三年说的海外学者还认为，如果承认官方的十年说，那么诸多真实的历史，特别是民众在此期间通过造反，揭露中共官僚们的种种劣迹丑闻以及合理的抗争将被淹没，中共的权威将面临着挑战。而中共现行的领导人将乾坤颠倒的文革三年和群众组织基本不存在或完全不存在的后七年间、社会上的种种劣质事件的罪责全部移花接木的扣在造反派头上，这样既使真正有罪责者逃脱谴责，也更可借此彻底否定群众的造反。所以，今天中共官方在谈及文革的话语时，便不断重复着十年文革、动乱、浩劫、糟透了、坏透了，四人帮的爪牙、余孽等。而民众就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宣传中，接受了“十年动乱”、“十年浩劫”的说法。这，正是中共政权现实上的需要。
迄今为止，中共对文革的否定只是说毛错误的发动了文革，犯了“左倾”错误。此外，中共从不曾对六六年“资反路线”迫害无辜群众有所反省，从不曾对六七年和六八年的有计划的杀伐作过忏悔。非但没有，而且还在继承着其一贯的恶行。为了更加清楚的说明文革到底给中国和中国人带来了怎样的灾难，本篇将采用文革三年的说法。由于这段历史事件十分繁杂，本篇将按照事件顺序述及以下主要事件：
六六年夏季的揪黑帮、反干扰、破四旧、红色恐怖运动。六六年秋冬的批资反路线。六七年的上海“一月革命”。六七年早春镇反。六七年暮春平反。六七年夏季暴力事件。六七年秋至六八年夏旷日持久的派别斗争及文革新思潮的出现和传播。六八年夏秋大镇压，接着便是在全国逐渐铺开、持续近一年之久的“清理阶级队伍”，从而把文革转为单纯镇压民众的法西斯狂潮。
起因
前文已经讲过，大跃进使毛泽东在党内遭到了公开批评。虽然毛在庐山会议上运用政治手腕压制了提出批评意见的彭德怀等人，但毛已然意识到党内支持这些人的力量远远超出其预想。在文艺界，还出现了以隐喻笔法抨击毛，但受到刘少奇等人保护的作品，比如吴晗的“海瑞罢官”。该剧歌颂了明朝被皇帝罢黜的清官海瑞。这不能不让毛联想到直言不讳的彭德怀。而在毛此后不久发动的四清和反右倾运动中，毛泽东和以刘少奇为首的一些中共党人的分歧趋于激烈和公开化。毛甚至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久，毛认为单靠党内力量已
经不足以打倒对手，他决定利用党外力量发动对他的支持，进而整垮对手。而60初以来对毛的“神化运动”帮助毛顺利的达到了目地。
前奏
一心想再一次发动革命的毛泽东首先在1965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服了其他领导人进行一场“文化革命”。被任命来实施这个看起来并无害处的“文化革命”的，是由政治局成员和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的彭真领导的“五人小组”(后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小组成员除了彭真，还有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五人。其中只有康生可以算是毛的支持者。
1965年11月，隶属毛的所谓文学评论家姚文元在毛的授意下，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吴晗进行了批判。指他不仅歪曲了明史，而且其主题思想就是当前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制的斗争焦点。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
1966年2月，彭真批评姚文元“把纯粹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来对待”，因此试图将其文章所引起的关于《海瑞罢官》的争论，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同年2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二月提纲》。
毛对《二月提纲》表示不满。3月底在上海跟康生谈话时多次批评了彭真。于是，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传达毛泽东指示，决定撤销《二月提纲》。但是最初起草的《通知》只有一句话，即：“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这个《通知》再次让毛感到不满意。
在毛的授意下，康生组织了一个起草小组，成员包括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组长为陈伯达。此时的政治气氛异常紧张。1966年4月，毛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为发动“文革”作准备。“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便见不到彭真了。
1966年5月４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在北京继续召开。这次会议一直开到26日才结束。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5月16日，会议通过了《通知》，从此被称为《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档”。其中特别令人惊心动魄的是毛亲自加上的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雪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这一天，已被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一天。
这样，文化革命开始公开转变成了政治革命。彭真和其追随者成为首先被打倒的对象。中共的宣传部和文化部遭到了全面清洗。
臭名昭著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出台
在《五一六通知》中曾写道：“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最初名单是陈伯达提名，经过常委批准后，报送毛的。这样，“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是陈伯达，副组长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和张春桥。姚文元也因为曾经出色的表现，而成为其成员。“中央文革小组”进入“全盛时期”时，共有18人。后来随着“文革”一步步推进，一些成员
被打倒，权力也更加集中。最后只剩下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五人。这五人在中共九大全部进入政治局，曾经被江青称为“过渡班子”，“中央文革”也就结束了“历史使命”。“中央文革”虽然以陈伯达为组长，实际上江青说话算数。而江青的背后就是毛泽东。
“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设在钓鱼台，在文革中，在许多方面行使着中共中央和政治局的权力。而这恰恰是毛希望摆脱束缚，达到自己目地的一个重要举措。而随后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就在毛的文革小组和军方的大力鼓动下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