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冬，我被借调到山西太原市一研究所工作，并参与了该研究所的拨乱反正和冤案平反。其间为所里的一位干部档案混乱的问题，趁下乡检查“村村通电话”工程之便，同该所一位姓李的科技处处长到这位干部老家吕梁山地区的一个公社走了一趟。
那位干部姓耿，工作一贯积极，但长期争取入党而未获解决，后来又出现了新花样：档案材料中，家庭成员本应姓耿，中间姓毛，后来忽然又姓耿，其奥妙没人能解释。我们去他家乡走了一趟后，终于了解到“文革”期间在那里发生过的一起世所罕见的荒唐事。它起始于1969年中共九大那一年，前后历时七载。
中共九大那一年的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该公社以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形式表示庆祝，会上来自各大队的积极分子纷纷上台代表本大队向毛泽东表“忠”。有的说，本大队将在一个月内人人背得出“老三篇”；有的说：本大队半个月内家家门口竖起毛主席像；最后那位姓耿干部所在大队的积极分子代表、大队民兵连长跳上主席台，挥拳高叫：“忠不忠，看行动！俺全大队贫下中农3天内全都改姓为毛。”此语一出，其他大队的代表统统败下阵来。
这个大队是一个较大的自然村，靠近汾河湾，自然条件不算差，但却以穷闻名。“耿”是那里的大姓，但村民们的名字尽是“二拐”、“狗娃”、“山蛋儿”之类的，“文革”中头脑灵活一点的便把他们的名字改为最时髦的“卫东”、“卫彪”、“卫江”之类的红色名字，但这只能算是零打碎敲，革命还不彻底。这次参加“学毛著积代会”的民兵连长在会上提出全大队改姓为毛，就是想解决这样的局面。
他回到村里后，连夜发动大队党支部讨论成立“改姓毛”领导小组，规定贫下中农成分的一律改姓毛。这位民兵连长粗中有细，考虑到改姓后由于同姓不结婚的村习，会给本大队姓毛的男孩带来找对象的困难，还建议了一条优惠政策：“外来女孩凡愿嫁给本大队姓毛男孩的，可赐姓为江”，以示伟大领袖毛泽东与革命旗手江青“革命联姻”代代相传。此荒唐的建议居然在大队党支部获得通过，他们决定在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下面附设临时机构“改姓毛办公室”，挂出牌子，并委托那位民兵连长主持执行。
一切准备就绪，第二天一清早，用高音喇叭把前夜的决定通报全村，要求统一行动。村上顿时大哗：“是哪个不怕绝种的狗崽子想出这毒蛇主意来的，连他祖宗也不认了！索性把他家的祖坟掘掉算了。”于是民兵连长召集贫下中农代表开会打通思想，反复说明“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道理，经过一天的吵闹，全大队7个小队中有两个小队同意“改姓毛”，其中包括我研究所那个姓耿干部的家所在的小队。
再接下来由那位民兵连长亲自挨家挨户访问这两个小队的贫下中农，登记改姓毛的名册，如此连搞3天才得完成。在这3天中，这两个小队的贫下中农中，凡是从心底拥护的，都以将拥有世界上最高贵的“姓”为荣。而思想半通不通的便摔凳子、摔碗盏、打老婆。但3天后，这两个小队贫下中农全姓毛了。于是挑了一个黄道吉日，将名册连同户口本敲锣打鼓送到公社派出所登记。
公社派出所所长一听此荒唐事，大为光火：“你们疯了！姓氏一改，阶级敌人全不见了。”那民兵连长不服：“咱贫下中农都姓毛了，谁是阶级敌人还不一目了然，凡是不姓毛的，全是阶级敌人，今后公安无事可干，蹲大坑、喝二锅头就是了。”控辩双方论点都以阶级斗争为纲，争得难解难分，该村的“改姓毛”运动搁了浅。
那年正是九大开过不久，又来了新一轮夺权高潮，那位反对“改姓毛”的公社派出所所长被夺了权，罪名之一居然是：“对贫下中农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阻拦贫下中农改姓为毛。”“改姓毛”问题终获解决，两个小队的七十几户贫下中农，家家张灯结彩，跳忠字舞，闹了几天，而他们的名字“毛一”、“毛二”、“毛三”……同家用电器产品一样，全数字化了。
“改姓毛”后真有说不完的倒霉事：外面汇钱来，因名字对不上，邮局不给领，急得团团转；去畜牧场买猪饲料，因饲养户名字同原先留底的不一致，不给货，栏中的猪饿得哇哇叫；送去当兵的因户口本上姓名同档案中姓名不符，被怀疑企图潜入部队。当然还有间接倒霉的事，如本文开始时说的我研究所内那位姓耿的干部，因其档案中父亲、弟妹的名字前后不一样而影响到他的入党，不一而足。
“改姓毛”几年后毛泽东去世，吕梁地区这两个小队改姓毛的贫下中农们竟以“毛家人”自居，也有模有样地设灵祭奠，披麻戴孝，还带着拾荒嫁进来的赐姓为江的媳妇们，往北京给江青发慰问信。正当他们伸长脖子等待“亲家”回信来认亲时，江青成了头号反革命分子，被抓起来了。村上立刻大乱，嫁进来后改姓江的媳妇们起哄：“还我原来的姓，要不老娘便离婚！”她们姓了毛的丈夫也终于醒过来，纷纷要求改回原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