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新发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显示，中国农村的贫富差异日渐悬殊，而且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农民要增加收入只能靠打工。记者采访发现，中国农村土地强征严重，许多农民土地被征收后，只能靠微薄的补偿金过活。很显然，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还问题多多，离老百姓的要求距离尚远。最近，笔者翻阅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的文集，发现体制内的良心人士早在10年前，就有预料和应对之策。遗憾的是，这些良心的呐喊不被很好的重视。
《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尤其引起国际注意的是，中国各地区农民收入分配存在差异，基尼系数为0.3949，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称，“中国实际上城乡的就是整体的这个基尼指数，好几年就已经停止发布了，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中国的贫富差距早已超过了警戒线，现在弄出来什么农村的基尼指数啊什么之类，这个都是进一步欺骗人民；农村的这个基尼指数呢，你实际上没有办法跟中国整个的基尼指数分开算。”
《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说，2011年农民家庭户均现金收入为3万8千多元，收入最低的20%样本户，与收入最高的20%样本户，收入差距超过10倍，工资性收入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因；然而，记者采访发现，农村土地强征问题严重，许多农民根本无地可耕。江苏农民说：“以前的生活是靠种田，政府一个分化小队，一分地都没有平均都买得一分地没有，他一亩地给我们八百（人民币），（另外）给你50块钱一个人一个月，都不管人民吃什么东西。”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大陆官方喊了几十年的口号，而最近一轮的新农村建设运动，始于2005年。此轮新农村建设，与此前的任何一次都不同。此前每次都立足当下农村地盘，此次则是抛开当下农村地盘，废掉农村，强推城镇化。数年下来，此轮新农村建设有没有功？应该是有的。不过现在不是评功摆好的时候，更何况官方媒体无时不刻的在为当局评功摆好。应思考的是它存在的问题。
第一：损害农民的体力。农民的房子几乎都是近年新盖的，基本都是钢筋混凝土全砖结构，撑五十年或一百年很轻松。可是一搞新农村建设，这些新房全毁，再建。建，拆，建，数年内农民掏的力气相当于盖三次房。在计划生育时代的中国，一般说来，一对中国夫妻一辈子只主持盖一次房，而新农村建设等于强迫每对农民夫妻一辈子掏了盖三辈子的房的力气。如果官方的新农村建设的计划全部落实，农民掏力的总量我估计顶修一万条万里长城，因而它对农民体力的消耗，超过秦始皇一万倍。再就近取譬，它对农民体力的损害，将大大超过当年的大跃进和农业学大寨！封建时代开明君主都呼吁爱惜民力，称其好比“小鸟不可拔羽，新树不可摇根”。可是反观大陆官方领导层，六十多年里从未说过一句爱惜民力的话。再看《人民日报》，六十多年里，从未发表过一篇爱惜民力的社论。相反，无论是把女人累得宫下垂的大跃进，还是把男人累得膝关节变形的农业学大寨，这份日人民的报纸，发表的都是贺敬之之流的赞美诗。一切极权统治都反人性，而反人性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挥霍民众的体力，毫不怜惜人民的身体。
第二：损害农民的财力。许多农家，几年十几年父子两代打工奋斗，终于盖了新房，可是新农村建设一声令下，全拆。拆了立马再建，必定往里贴钱。无论借亲友的，还是贷银行的，都是一个经济上的大窟窿。要补窟窿，又得吃苦受累家庭分离再打几年工。几乎百分之百的农民要因新农村建设返贫，重过举债、还账的艰窘紧巴日子。
第三：践踏农民的感情。损害他的体力，消耗他的财力，当然也损害他的感情。大陆官方无论出台何种政策，政策所及对象的感情是不予考虑的。人家辛辛苦苦燕子垒窝似的新建的家，一句话就这么毁了！强行计划生育，强行堕胎，强行平祖坟，强行征购，等等，农民的血泪情感，丝毫不会进入大陆官方各级官员的思考范围。他们的组织性完全吞噬了他们的人性。
第四：损害地球环境。农民这些年新建的房屋全部毁掉，再建新房，还要砖瓦、水泥、钢筋。砖瓦水泥钢筋都是煤烧的，一场新农村建设等于烧掉两倍的煤，等于增加两倍的碳排放。这对地球环境的损害有多大，我不会计算，请专业人士计算。
第五：毁掉了我们每个人的故乡，中国人从此变成无故乡的族群。法国政府出钱保护乡村，新农村建设则以消灭乡村为旨归。乡村社会是一种文化基因栖地，是一种道德基因载体，毁掉乡村社会，多元的乡村文化和独具特色的乡村道德，包括从《诗经》时代以来持续了几千年的乡思文化和乡思文学，将被连根拔起，最终像某些生物一样被彻底灭绝。这个星球上，最具历史凝聚力的民族是以色列人和中国人，以色列人的历史凝聚剂是一部旧约圣经，中国人的凝结剂就是故乡。
第六：毁掉无数乡村林带。一个乡村的消失，就是一块林带的消失。乡村原本是林带包裹着的，村子被毁，复耕为农田，所附属的林带也一并变成庄稼地，几百年上千年形成的农田与村子林带相间的格局，从此不复存在。毁掉乡村林带，后果是什么，代价多大，不知道。农村的土地，特别是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密集农业区的土地，因过度依赖农药化肥，全被重金属污染，只有村宅及其周边的林带堪称净土。若这片净土再被开垦为农田，接着再被重金属污染，中国农村大地就再无一片干净的地方。
第七：毁掉农村居住环境的后发优势。随着城市化发展，农村出现空心村；把空心部分种上树木，留在农村的农民就等于住在森林里，就像欧美的农民一样，就像能住上森林别墅的中国富豪一样。新农村建设一搞，农民成为永远跟在城市人后头的鸽子笼居民，居住环境的后发优势永远失去。因而，所谓新农村，实乃旧城市。在当代中国，凡加“新”字的，几乎都是旷古未有的灾难，从“新中国”到“新社会”，“新农村”会例外吗？
第八：官方自己践踏自己的《物权法》。新农村建设实际操作中，不仅剥夺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也剥夺了他们的财产支配权。农民不得在自己的宅地上用自己的钱盖房，正在盖的要停了，拆掉。今年五一期间，河南鹿邑县一位老人即因此被打死。如此一来，农民的物权权利何在？
第九：是对农民土地的新一轮掠夺。农民一家本有一亩可建房的土地，如今新农村建设，只给二分建房用地，其余复垦为可耕地。如此一来，城乡结合部便可以突破用地局限进行商业开发，而商业开发的好处，农民一分也捞不着。
第十：基层政府掌管新农村建设，在缺乏基本监督系统的当下，必定成为基层官员与开发商合谋盘剥农民的刮地皮运动。
第十一：新农村建设是一场像大陆官方历史上搞的其他运动一样的运动，“有条件的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因而一些新农村建设运动中仓促应景建成的规划房，丑陋，恶俗，低劣，有的甚至就像养猪场，没有任何美感；至于安全问题，抗震程度如何，是不是豆腐渣工程，只有天知道。大地是我们的母亲，更是我们的情人，我们应按照美学原则装点她，建设她；可是强制进行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更像强奸，而不是美化。
建设新农村是让农民生活得更幸福，但事与愿违，不少地方建设的“新农村”不但没有让农民增加幸福感，而是多了忧愁和烦恼，甚至演变成了新苦难。
时评家洪巧俊在《警惕“新农村”成农民新苦难》中说，如今建设新农村大多没有按照“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这五个方面来。如果按照这五个方面来建设，当地政府就没有太多的收益。本来建设新农村，当地政府都要给予一定配套的资金，现在倒好，不但不给钱，还要从这里捞收益。一些地方在借建设新村来实施圈地大跃进。这也是当今一些地方官员逼迫农民上楼的真正原因。有报道说，河北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被指违规，拟3年改造7500个村庄，将增加建设用地50多万亩，超出挂钩指标1.2万亩数十倍。农民称改造获益没有返还农村，返迁楼质量差而补偿未兑现。山东诸城“整建制”地将一个县的村落“消灭”，河北廊坊未获审批就先“挂钩”大搞撤村复耕，乱象迭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在土地财政推动下的这场圈地大跃进如果不能得到及时遏制，必然会酿成悲剧。
事实上已经酿成不少悲剧，住着“豪宅”却愁米下锅的事早已出现。西安北郊麻家什字村242名农民纷纷盖起了“豪宅”，但不少村民却因没有后续产业断了生路。姚芳香住上了两层新房，由于把钱用在建房和治病上，花光了，迫于生计，带着辍学的孩子挖野菜。广东英德市高塘新村的42户农民就更是“爽死外母哭死女”。为建英德市“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村民负下160万元的建房债。这样的事例俯拾即是。由此可见，一些地方政府只要掠夺到农民土地就好，至于农民未来的生活和发展，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挖野菜充饥，欠一屁股的债，似乎都与他们无关。只要城市光鲜，GDP增长，有政绩，他们就会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赶农民“上楼”。至于违法批地、损害了农民利益，那都不是大问题。四川简阳市长段成武因违法批地党内警告处分，调离市长岗位，一周之后又被任命为资阳市财政局局长(平调)，其理由就是有政绩。
“新民居工程”搞成劳民伤财的工程，非但不能给农民带来好处，反而给他们带来灾难。这就是陈锡文说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的重要原因。这样的“大拆大建”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问题的叠加迟早是要爆发的。所以必须警惕这种“新农村”成农民新苦难现象的蔓延，否则，就真的要出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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