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兴奋剂过日子的中共，现在趁奥运金牌的药力还没过时，又把“十八大”的输液瓶子吊起来了。每天的新闻里总少不了“喜迎十八大”的消息和某个共产党员“先进事迹”的报告会等等。但是在“兴奋效应递减律”的作用下，老百姓对政治已经提不起兴趣了。他们关心的是房市和股市，痛恨的是腐败、污染和强拆。
和群众对“十八大”的麻木不仁相比，一些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士，倒是对中共这次换届抱有某种希望，认为十八大有可能启动政治改革。
我们在前几篇社论里，已经反复强调必须丢掉幻想，看透中共。现在愿意再给这个“十八大”泼一盆冷水。
对于各界纷纷传扬的“十八大”新班子，我们照旧不置一词。因为我们既不知道中南海的葫芦里卖什么药，也不想参与这种猜谜游戏。但是我们根据已经看得见的现象就能够断定：“十八大”没戏！
首先而且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中共已经建立起一个稳定的保守的接班体制，能够保証“萧规曹随”，世世代代“永不变色”。这种体制比封建王朝的“父传子”机制还要稳定和保守，因为交接双方是两个集体，而“父传子”接力棒的两端是两个个人。个人的可变性和稳定性都远不如集体。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华国锋”和“邓小平──江泽民”两个不同的交接体制上看得出来。
毛是孤家寡人，华也是孤家寡人，四人帮和他不是一伙，元老们和他也不是一条心。所以粉碎四人帮以后，元老们轻易地就把华国锋搞下去了。
“邓──江”体制就不同了。邓的基础是“老人帮”，这是毛死后中共真正的权力中心。当这个党经过文化大革命完全斫丧了自己的合法性之后，挽回民心，避免亡党，便成为当务之急。他们看得很准，只有胡耀邦可以当此重任。所以他们抛弃华国锋而推出胡耀邦，并支持胡的改革。才能卓越锐意改革的胡耀邦已是众望所归，他真能“与民更始”，迅速挽回了中共的威望。但当改革将要触犯中共一党专政这个根本利益的时候，“老人帮”就废黜了胡耀邦，而且接着又废黜了赵紫阳，最后把接力棒交给江泽民了。
胡和赵的弱点都是孤立的个人面对整个中共的“老人帮”。他们或是秉持清高，不搞自己的心腹和爪牙（胡耀邦），或是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团队和大本营（赵紫阳）。所以在残酷的内斗中，这两任总书记只能束手就擒。他们两人的下场，进一步証明了个人接班的不稳定性。而江泽民则不同，他被“老人帮”抱进中南海之后，一方面诚惶诚恐，小心伺候，让“老人帮”放心，一方面在领导层里面建立起自己的核心“上海帮”，因此能成功地在内斗中保住自己，并且继承邓小平的衣钵，在党中央换届之后，继续在军委主席的位子上坐了两年，用军权给自己安插在新常委里的心腹保驾护航。等这些“上海帮”坐稳了之后，江泽民才把军委主席的位子交给胡锦涛。
如今中共党内元老级的“老人帮”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强人型的领导人已经不复存在，或是尚未出现。但是“邓江接班模式”足以使任何平庸之辈稳坐江山。而这种上一届指定下一届的接班机制必定奉行“逆淘汰规律”，即只能挑选能力不如自己但最忠于自己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証自己安度晚年，而且保証自己的后代拥有“免死铁券”，不至于被清算。因此，这种接班体制也就是“武大郎开店”，不能让比自己高的人进来，结果一代不如一代，不会有大出息。
事实正是如此。“六四”屠城和残酷镇压法轮功，是邓小平和江泽民所欠下的两笔血债，也是胡锦涛这届掌权者应该断然抛掉的两个最大的历史包袱。而且只要放下这两个包袱，不但可以使信誉扫地的中共形象有所改善，而且将大大提高这个新班子的领导威信，简直就像中了头奖一样，可以平空获得两笔巨大的政治资本。可以说，这不是“一本万利”，而是“无本万利”。然而胡锦涛这个班子却愚蠢地听任这两个巨大的包袱一直压在身上，既没有甩掉它们的智慧，尤其没有这种勇气。
由这样一群“武大郎”开的店，能把掌柜的钥匙交给“武松”来接班吗？显然不可能。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洪洞县内没有好人”，也没有贬低“十八大”新班子之意。这两届领导成员，作为个人来说，不论十七届或将来的十八届，都是各有千秋，不可一概而论。但是关键在于制度。邓小平固然改革了毛泽东“捆在一起穷”的社会主义，但是他留下来的两项最重要的遗产：一党专政的制度和极左的“核心价值观”即“极左崇拜”，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党性”，却是邓小平当作传家宝继承下来并且至今统治全党的最高准则。任何人，只要被认为有违这两个准则，包括已经当了总书记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内，都会被这个党所吞没。
所以在这个垄断全国一切资源的一党专政体制的“总控制室”里，马列毛的真正“道统”──“极左崇拜”（即“党性”），是支配每个成员的最高准则。选拔接班人，当好接班人，决定政策，处理国务，不管对人对事，特别是遇到分歧、发生争论、展开内斗的时候，总是谁更左谁就“党性更强”，就会在斗争中占上风。这是中共全部历史已经反复証明了的铁的规律。
当然，也有例外，但是中共九十一年的历史当中只有一次，就是一九七八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决定实行改革。但那唯一的一次反左，是中共为挽救亡党危机而被迫采用的暂时举措，只是昙花一现。仅仅三个月后，邓小平立刻祭起“四项原则”，使“极左崇拜”像“紧箍咒”一般，紧紧套在中国人的头上，并且在一九八九年终于用“六四”屠城把党内外全部异议分子一网打尽。
现在，邓小平路线虽然已经走到尽头，但是中共的统治还没到面临崩溃的时候。这个统治机器已经从半开放的市场经济中狼吞虎咽，吃得脑满肠肥。掌控着国家经济命脉的统治者财大气粗，可以利用“举国体制”来拖延改革，维护早已天怒人怨的一党专政。虽然党内外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很大，但还没有达到足以迫使当权者让步的“临界点”。即使他们自己提到“政治改革”，也不过是搪塞舆论，决不会动真格的。只举一个例子便足以说明这一点：早就违宪的“劳教”制度，到现在都舍不得废除，还能指望别的改革吗？在这种“大气候”下的“十八大”，能有什么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蹟呢？当然，大会的文件里完全可能在卖弄文字游戏时提到“改革”，但决不会触及政治改革的实质，决不会触及一党专政。所以，如果要问：“十八大”除了严密戒备、劳民伤财、把在北戴河消暑时准备好的新班子和旧路线举手通过之外，还能有什么新看头？
“没戏！”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