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GDP数据显示“破8”后，关于中国经济能否挺住的议论甚嚣尘上，“保8”呼声再次涌动。当前政府提出“稳增长”的口号，但稳中求进的政策基调，有可能在现实中被演变为借机快进的态势。当中央4万亿2.0版刺激计划是否推出的疑问还萦绕在人们心头，地方政府新一轮投资潮已现山雨欲来之势，宁波、南京、长沙、贵州等多地出台的重量级投资计划被视为地方版的“4万亿”。
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表面上源于经济增速的下行压力，但深层次而言是中国经济是要速度还是要质量的问题。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经济创造了高速增长的奇迹，1978～2011年中国GDP年均增速达到9.9%。依靠这样的速度，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制造”遍布全球，“世界工厂”的称号实至名归；经济总量跻身世界第二，2010年接近40万亿元；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全球出口冠军；政府成为全球第二富政府，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余额超过3万亿美元；城市化率从改革之初的17.9%跃升至2011年的51.3%；跻身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2011年人均GDP已达5415美元……
然而，在增长的背后，更要看到中国增长质量与增长速度无法统一的现实。现实中经济“重量轻质”是不争的事实，“速度就是质量”悄然替代了速度与质量的协调统一，中国经济依然未能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进一步探究高速度奇迹的背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可谓极其高昂。
代价之一：严峻的环境污染和扭曲的生态破坏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和生态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相关数据显示，80%的中国江河湖泊断流或枯竭，2/3的草原沙化，沙漠化土地每年递增3400平方公里，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主要水系的2/5已成为劣等五类水。近年来，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更是频繁发生。从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和2006年的湘江株洲至长沙段镉污染事件到2007年无锡太湖的蓝藻爆发事件和2008年辽宁丹东的重大水污染事故，再到2009年盐城自来水遭酚类化合物污染事件、2010年的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和2011年的康菲渤海漏油事故，以及在此期间各地发生的一次次“血铅事件”和全国癌症村数量的激增，无不给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敲响了警钟。与此同时，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导致的群体性事件也不断增多。今年六七月份接连发生的四川什邡和江苏启东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其背后的导火线也都与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项目密不可分。
代价之二：畸形的房地产市场和脆弱的实体经济
GDP增速的快进，过度依赖于房地产这一所谓支柱产业的拉动。近十多年来，地方政府迷恋于大搞土地财政，房地产开发成为城市化膨胀的重要推手。土地一级市场被政府垄断，高地价与高房价共舞，房地产市场泡沫不断累积，房地产腐败严重到“积重难返”的地步，一批批层出不穷的落马官员，其背后都或多或少与房地产利益捆绑在一起。在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的畸形模式下，楼市调控几乎从来没有长期政策，始终处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尴尬境地。一轮轮的楼市调控，变成了一次次的“空调”；一次次的“空调”，又推动了一轮轮的房价疯涨。与之相伴的是，大量资本开始大规模逃离实体经济，非房企纷纷进军地产业，“炒房”成为中国楼市的一大特色奇观，赚钱来得快且十分可观。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实体经济投资环境不断恶化，“国进民退”之势加剧，制造业领域不少行业的利润不足5%，投资机会越来越少。如何让民间资本服务实体经济且不“悬空”，扭转畸形的房地产市场将是根本。
代价之三：潜在的地方债务“地雷”和不稳定的金融系统风险
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中国政府4万亿仓促“救市”。在保增长的旗帜下，2009年成了地方政府的融资大戏年，中央银行开闸放水制造了近10万亿的新增信贷，地方融资平台扩张成了中国经济复苏进程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而对不少处于“吃饭财政”地方政府来说，如此大肆举债经营城市的后果便是地方债务规模的水涨船高，成为悬在中国经济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这一债务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27%。而随着经济下行，地方债务蕴含的风险也随之开始显露，2011年云南、四川、上海等地平台公司的违约风波或上演的资产腾挪术，敲响了银行坏账风险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警钟。加上去年温州、鄂尔多斯、江苏泗洪县等地的“高利贷”崩盘事件，企业家“跑路潮”兴起，民间融资市场危机四伏，以担保公司、寄售行等地下钱庄为代表的“影子银行”正在制造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地雷”。眼下，浙江600民企联名上书浙江金融办的担保圈危局尚未解除，杭州、温州、宁波、金华等多地财政出资相助，而珠三角又曝出融资性担保公司半数歇业，部分被取消牌照的消息。
代价之四：失衡的经济蛋糕分配和链网式的强势利益集团
随着2010年居民人均收入跨过4000美元的台阶，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再次引发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论。而能否大力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改善失衡的经济蛋糕分配格局，已成为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中国经济高涨的同时，膨胀的财富蛋糕被强势利益集团不断蚕食和剥夺，弱势群体却日益被边缘化，并未能真正分享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事实上，失衡的经济蛋糕分配背后，各种强势利益集团的链网式格局呈日益强化之势，且各强势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纠缠越来越复杂，纵横交织形成一张巨大的链网，侵蚀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目前国民财富的分配情况是：政府财政每年拿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5%左右，企业资本拿走了约45%，广大的农民和城镇普通劳动者群体只拿走了剩下的20%。尽管中央多次强调加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但历时八年起草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却迟迟难以出台。强势利益集团不破除，经济蛋糕分配难以体现公平。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并不止于这些，是时候终止这种过于追求速度的模式了。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代价十分巨大，彻底转变发展模式已是刻不容缓，否则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将成空谈。
（文字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