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涛：欲为帝王师的遭遇
（刘少奇子）的智囊，妄想做造王者。
四月二十八日，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五人，出示“非法出版物嫌疑”的搜查证
，从国家税务总局的中国税务杂志社办公室抄走所存的《香港传真》资料，包括存档的和尚未付印的校对稿。并且要求创办人之一和主要执笔人王小强等到总部一一○办公室接受约谈。六月二十九日的处理，指中国税务杂志社’邮寄未经审批的出版物，罚款四万元。
杂志主办人张木生、王小强
《香港传真》这个出版物在香港出版，有中共左派背景，并长期获得中共体制支持，包括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和中宣部长刘云山，是一份就香港问题专为中共当局出谋献策，以中共高层为读者的不定期“内部材料”。主办人为刘源上将的智囊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和该杂志研究员王小强。这次被查抄，一般相信涉及中共党内派系斗争。
张木生认为是该刊一篇谈西路军的文章点了北京日报的名，北京市副市长、宣传部长鲁炜，就派人来查封。但也有分析指内情不简单，北京副市长未必够胆去动有刘源背景的这份杂志。他们说，张木生及其这份刊物介入了中共党内派系权力斗争而招到查抄，与最近发生的薄熙来事件可能也有关系。据消息人士说，张木生捧刘源，支持薄熙来，指责胡温当局无血性不作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得罪了胡锦涛和温家宝。据说，胡锦涛曾问身边的人，张木生是不是在说我？
为中共治港出谋划策
《香港传真》创办已经十四年，只印刷六百份，不出街销售，每期以定向投递的方式，寄给中国大陆五百名左右部级干部，包括七名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高层官员，以及一些各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电子杂志《阳光时务》指《香港传真》在政治光谱上属左倾，被视作“中左智囊刊物”，不少作者有“红二代”背景。
现任中信泰富经济研究部总经理的王小强曾在《香港传真》发表不少文章向中共出谋献策，包括粤海重组、广国投资破产等文章，以及金融危机在香港的分析报告：《外资狙击联汇鱼肉股市》、《银行挤提：一个危险的信号》、《香港到了危急关头》等等。《阳光时务》指王小强这些文章送交港澳办、国家体改委、中央政研室、财政部、证监会、广东省政府等单位之后，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学者姚监复引述王小强的回忆：“体改委负责人说，分析报告非常有用，最好起个名字，以便秘书及时收报。因此，出现了《香港传真》名称的内部资料。”
王小强那组有关香港的文章《香港到了危及关头》及《再造一个香港》写于二○○三年香港七一大游行之后，是为中共如何控制香港献计。开放杂志曾不点名披露王小强在这些文章中建议中共要对付香港新闻界。
曾获得曾庆红赏识
文章指出，香港在七一回归日五十万人上街抗议北京支持的董建华特区政府之所以出现，是香港传媒大造舆论造成的。他主张北京应该想法对付香港传媒。当时王小强曾将这些文章托江泽民的帝师汪道涵转交给中央高层。《阳光时务》报导《香港传真》查抄事件提到，王小强的这组文章得到政治局常委中央港澳小组负责人曾庆红的赏识。
阳光时务引张木生说话，“曾庆红当时作为（政治局）常委分管港澳台事务，他很重视，认为我们发的东西很好，请王小强去，还找了两个副部级干部，成立研究香港对策的小组。”在曾庆红点名之后，《香港传真》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展。张木生对《传真》的定位是“中左派文章为主，吸收各种声音”，而这个中左智囊型内部刊物很快也引起宣传部的注意。
张木生对阳光时务表示，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要求国税总局局长金人庆说明关于《香港传真》的情况，而宣传系统审查了文章和目录之后，认为不错。张木生说：“刘云山与金人庆商量过，做一个交流思想的材料不错，你们就这么办，就这个发行范围。”
充当智囊，梦想做帝王师
批评者指，张木生和王小强这类人有很强的国家主义倾向，强力主张巩固中共政权的权威。他们原是体制中人（王小强原是陈一咨体改所的人，因留学英国避开了六四清查），离开体制后，其实一直想回归体制，所以处心积虑向当局上奏折，希望获得赏识接近权力核心人物，充当智囊，做帝王师。
张木生更是想做造王者，积极活动，为私交好友刘源大肆造势，妄想辅助刘源登上中共权力高位。这几个热衷当诸葛军师的投机学者可能意想不到会卷入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导致阴沟里翻船。张木生接受《阳光时务》访问时，不断强调他们与中共权力关系如何坚硬，他们又是对当局是如何的苦心孤诣，大有对中共当局是“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不尽委屈。
其实帝王师并不容易当，成功者少，投靠失败甚至可能引来牢狱之灾。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建华被指二○○三年开始，透过香港记者程翔向海外投稿，其中四篇稿涉及“绝密级国家机密”。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判处陆建华有期徒刑二十年。
据北京消息人士说，此案绝对是冤案，真实的原因是陆建华来港做调查向胡锦涛办公室递报告，有人说他想打入胡锦涛智囊班子，但陆建华此举却得罪了当时主管港澳事务的曾庆红。曾认为陆建华踩过了界，侵犯了他的势力范围，最后借他为程翔写稿一事予以报复，程翔蒙冤实际是受陆建华的连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