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常说 “有钱纵然不是万能，没钱可是万万不能的。”不过，问题不在有和无，而是发生在多与少之间。当人们不得不花时间来赚得自己的口粮、妻子的医药、孩子的学费，赚钱属天经地义；然而过了必要的阶段，人们是否还得在市场上冲锋不止？钱赚到什么地步才算有止境？
经济学家斯基德尔斯基合写的“赚多少才算够”（How Much is Enough —— Money and the good life），春季出版以来引起了各界的热烈反响。作者把讨论的关键压缩到了“赚钱努力的产出和投入归根结蒂无非时间”这个点上。斯氏对这个任何人都挥之不去的问题的热忱和兴趣，显然是受了凯恩斯的预测错误的触发。回顾凯恩斯在八十年前发表的一个名篇，他确实载了一个大跟斗。
凯恩斯的《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稿成1928年，发表于1930年，那年世界经济正深陷于大萧条，而他个人财产也亏损惨重。但是凯恩斯明确告诉人们，不惊恐更无需绝望。他信心满满地预测，一百年后（2030年）英国的人均收入将再要提高四至八倍。事实上到2009年，英国的人均GDP，扣除了通货膨胀，增加了六倍以上。
凯恩斯更看重的另一个预测，对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理解却错得离谱。他期许，百年之后英国人的儿孙辈将从物质需求里解脱出来，不用再为“搵食”终日忙碌不休，“经济将不再是人类的永恒问题”。面对物质丰裕，儿孙们的经济机遇要好得多，将更有可能追求各自的兴趣爱好，用更多的时间去发展各自的心智和、志趣和才华，“每星期只需工作15小时，3小时一班……”
凯恩斯把人的欲念分成两类，第一类源于生存的需要；第二类则源于攀比的需要——比他人显得更优越的戮力追求。第一类欲念满足后就不再是人们扩大生产的驱动了；而第二类欲念虽说永难满足，但凯恩斯设想，人们会变得更智慧，第二类欲念的驱使也会趋缓。近百年来社会发展的实际历程与凯恩斯的预测可说是全然相左。
在英国的经济增长增加了六倍（东亚和中国则远远超过此数）的同时，它的子民每周的工作时间只从当年的48小时降低到了目前的38小时；1983年以来，每年的劳作也只从1700小时略微减少到现在的1640小时。况且英国人（所有发达国家几乎同样）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也没有随之而提高，还维持在1970年代的水平上。
为何如此？作者展开了解析。他们明达地指出，界定“幸福”的歧义很多，而且是主观多变的感受，因此跨时间和人群的比较很难，且不可靠。尤其是人们的幸福感受，往往是相对其周围可比的人（近亲、近邻、同事、同学等）的感受而存在的。要问卷调查里所有的人都要比其他可比的人幸福，在逻辑上是不可行的。举例来说，有些非常实质性的“幸福”提升，比如，近百年来人平均寿命的大幅延长和某种流行病的成功防治，人们一旦习以为常，就不会因此感到幸福增加了，特别是看到周围的人可能活得更长、更健康的时候。货币收入也类似。不过斯基德尔斯基还是给出了构成了“好的人生”的一些基本要件（basic goods）。这些“幸福的元素”，本身就独立“自成”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更高的目的的手段或途径，包括健康、安全、顺应个性、友情、尊重、同自然和谐相处、余暇（leisure），等等。
有些“元素”是很具体的，像健康和安全，缺少了的确“万万不能”，但更健康更安全难道就更幸福？拿居住面积为例，开放以来，上海市民的人均面积从不到3平米增加到了30平米，上海人的幸福感是否增加了10倍？尤其是当看到邻居同学超出了40平米而自己的还不到20平米的时候。另一些“元素”则很混沌，像“尊重”，就更难量化了。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所说的“decency（体面）”,有多少该由自己在市场里争取，多少要靠政府来分配？
作者把讨论重点放在了时间的分配上，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人们该怎样来把握，花多少时间在挣钱上，多少时间该归自己来支配的余暇。Leisure 或许有更好的译法，按斯氏的界定，余暇有“purposiveness without purpose”（目的就在其自身）的特性，余暇时间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在的爱好，往往是文化、艺术和知性上的高级追求，直接就是目的，而不是先花时间换钱，再用钱来购买这类活动的享受。
这个重点是抓对了，赚钱和余暇的确是一对矛盾。说到底，时间是人生最重要的资源（假如不是唯一的话）。老天爷很公平，对每个人都是时间定量供应，只看你怎么分配。有人会争辩，有了钱不就可以购买别人的时间，换取他们的服务吗？譬如，你可以雇人来清扫房间、看护孩子，香港每到周末你看到维多利亚公园汹涌的菲佣潮，或许有道理。但是你能把刷牙、洗澡外包吗？你对亲朋的情感沟通和孩子的教育能让人代劳？你花钱请人按摩代替不了自己的健身，更不用说，你没法花钱请人代你来听戏看书、欣赏音乐、旅行、打高尔夫，你甚至不能雇人来替你打麻将、看电影。没有余暇亲力亲为的话，你的爱好就无从谈起，再有钱也不相干。作者于是提出他的诘问，人们不止息地劳作赚钱，始终只在准备享受人生，那么何时才能真正享受到人生？相信这个难题没人能够回避。
不过，我对作者观点颇有些质疑，这里且提三个。
一、市场经济已成为主流生活方式，个人的选择恐怕只能以顺应市场为主。上文中凯恩斯提到的第二类需求，即市场攀比的需要，已超越生存需要成了人们竞争的主要内容。市场的忽悠教人欲罢不能；
二、即便有点余闲时间，未必就能够有享用余暇的内容。内涵的开发，能真正让你享受到它的美妙的活动，都相当“奢侈”，学习过程很长，若不费时费心力去执着追求，很难成为你个人的兴趣挚爱。所以，一般人也只得靠市场来分工，赚足够的钱来满足自己的攀比需要。消费奢侈品，爱马仕的丝巾、提夫尼的钻戒、万宝龙的笔、保时捷的车，还有豪宅…… 从时间耗费的角度，反倒不那么奢侈；
三、更主要的是，人们到底需要投入多少时间工作才能支持自己的余暇？当今的世界大多数人还必需胼手胝足，终日为衣食奔忙，发达国家的民众每年工作 1400-1700小时，每周平均34-38小时，也是指他们在工作年龄段的情况。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展，事实上人们在就业前所需要的培训阶段和退休后的寿命年限都大幅度扩张了。二十几岁以后才开始工作、六十岁退休后能继续活30年，是很正常的事。1930年代英国人的平均寿命不到70岁，工作年龄段为50年（15-64），抚养年龄段20年（少龄14年+老龄6年）那时2.5:1的“支持率”，到了今天就变成了1.1:1：工作年龄段减成44年 （21-64），抚养年龄段则上升到40年（20+（84-64））。生产力要是没有任何提高的话，英国人每星期就得工作近90小时以上。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一个美国人一生（15岁以上），是怎样分配活动时间的。花在攒钱的工作上的时间，平均不到14.86%；看电视节目的时间到有11.46%；花在教育上的时间只有1.94%；最大项的时间开支则是睡眠，则在36%左右；余暇和运动的时间则占了11.28%。
目前发达国家（整个欧元区、北美、澳新）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健保退养的经费严重短缺。对策之一，是要推延国民的法定退休年龄（目前在60-66岁的范围），引起的社会矛盾相当尖锐。
在中国，这样的隐患也在渐渐凸显。在“新新人口论”系列里我曾多次提到，由于出生率剧降、医保和健康条件的显著改善使老年人活得更长久，中国正经历着急速的社会老龄化。目前的城市居民，退休年龄平均在54岁左右，还是沿袭1951年以来男60岁，女50岁（公务员55岁）的退休年龄规定。其间发生的变化却极大，当时中国人不足46岁的平均寿命，而现在已超过了73岁。所以在中国，推迟规定的退休年龄，恐怕也是迟早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