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应该明白的事--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卖国贼（下）
三、对日本的卖国行径
中共对日的卖国行径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公开讲：“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趁著国民党与日本人拚命厮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著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在抗日的问题上，中共一再说国民党消极抗日，那中共呢？奉行的是毛泽东提出的“一分应付（抗日）、二分打顽（国民党）、七分发展（自己）、十分宣传”的韬光养晦策略，将军死了一个左权，一个彭雪枫，还是死于病榻与轰炸，而非死于战场。战斗不过就是游击队、武工队、地道战、地雷战小股武装，小打小闹袭扰日军而已，往大了说也就是一个八路军（后称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兵力在国民政府的作战部队中仅占2%。22次大型会战，八路军只参加了一个太原会战，打的还是侧翼，基本没有损失。在华中，新四军发动了车桥战役，歼灭日军400多名，是新四军八年抗战中对日作战的最佳战绩。而且，中国大陆出版的《刘少奇年谱》显示，作为中共在江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刘的全部军令、报告，竟无一涉及抗日，而全部集中于如何打击或分化国军。当国军与日军恶战时，中共不是助国军一臂之力，而是趁虚而入，抢占地盘，大都不是打日军，是从背后捅国军的暗刀子。例如早在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开打、全国人心振奋之际，中共非但没有派一人一枪支援上海抗战，却大派它的地下党员混入正在与日军交战的十九路军中，号召下级官兵造反，夺取军队权力，成立革命军人委员会，审判和处决正在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
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派驻延安的几年中写过一本《延安日记》。他记述道：“据他看（指毛泽东）战争有利于夺取政权，因为战争能削弱和破坏重庆政府的力量……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成是主要的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对中共的流氓和野心，早在30年代初，国民党西北军政总指挥胡宗南在听到陕甘各专区与中共的陕甘宁边区不断发生摩擦后，就对中共力量的增长流露出担心。他说：“抗日战争即使失败而亡于日本，还有复国的可能；若因抗战而使中共的力量扩大到动摇国本，则将永无翻身之日。”不幸的是竟一语成谶。
不仅如此。《延安日记》还有这样的记载：“1945年8月18日，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的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保持很长时间了。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在另一天还记道：“我们越来越发现延安在和日本人做交易，他们不仅和日本人在进行贸易，而且他们和日军的司令部直接联系，派了他们最有利的干部潘汉年、杨帆这样的人走入日军司令部和日军谈判，要求和日军一起来夹击国民党，它们等不及了，终于在日本人那里讨到了好处，日本人把苏北的七个县城给了他们，条件就是和它们一起消灭国民党军队。”
与《延安日记》相印证的是1947年7月24日宁波最大的民营报纸《时事公报》第二版揭露：“毛泽东于抗战期间通敌卖国罪证发现，与冈村宁次订有密约并合摄一影……民国30年8月7日，毛泽东由保德……至山西神池，同时日本冈村宁次大将，亦由大同经su县到达该地，双方订立如下密约：一、八路军与日军携手共同打击中央军；二、日方赠共军小兵工厂10座；三、共方将中央作战计划告诉日方。毛冈订约定后，曾合摄一影，以志纪念。”
另有民间研究者披露：1941年4月正当中国抗日战争处于危急存亡之秋，苏俄和日本签订中立协定，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国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和主权。”同时，斯大林命令毛共和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签约，商谈夹击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和措施。当时，在延安的情报头子、中共保卫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具体执行。当时，还有中共中央电令直接到达。因事关重大，饶、杨、潘三人不敢贸然行事，决定由潘汉年亲赴延安当面请示毛泽东，要求给予正式文件指示。90年代中期中共为潘汉年平反后所拍摄的电视剧《潘汉年》中，也记述1942年潘返回延安亲见毛泽东之历史事实。潘汉年于1943年携带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军，开始和冈村宁次谈判缔约。
潘汉年携带的是由中共中央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五人签名给新四军饶漱石、杨帆和潘汉年的手令，命令他们加速和日军与汪伪缔协谈判。饶、杨、潘到南京后，当即遭到汪精卫的拒绝。汪精卫说：“在上海、广东、武汉，我和共产党头目们打了好几十年交道了，共产党这个葫芦里所卖的药是何其剧毒，我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个贼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况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我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先生不都是中共12人成立大会上的成员吗！”
中共代表饶、杨、潘被汪精卫拒绝后，竟迳直接触日军驻华部队总司令冈村宁次。经多次谈判后，饶漱石和杨帆返回苏北驻地；留下以潘汉年为首的工作组，继续完成和日军谈判缔约的工作。在电视系列片“潘汉年”中介绍，潘汉年未经中共中央批准，擅自和日伪勾结，以至犯下历史误会。共产党就是以谎言欺骗和暴力恐怖来维持政权的。任何中共党员乃至一般干部都明白：在复杂条件下，宁可犯政治上错误，绝不可犯组织错误。潘汉年是早期中共党员，经过长征，历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情报部长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他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擅自去南京和冈村宁次谈判缔约。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当即着手杀人灭口。首先把与高岗从无瓜葛的华东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打成高饶反党联盟，监禁起来，死于狱中；继而从速把华东人民政府公安部长、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和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潘汉年打成反革命，内部传达为“汉奸”，逮捕后长期监禁。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抗战中中共常常按兵不动！这不就是答案嘛！你中共有什么资格骂汪伪政府，你不就是在干著出卖国家利益的勾当吗？！你不就是最大的汉奸吗？！难怪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气愤地指责说：“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远在大西南的重庆和比延安更远的西安、兰州都遭到了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而延安却平安无事，而且，延安作为共产党的大本营、八路军的总部，本应是理所当然的进攻目标，日军也是特殊照顾，并不进攻，原来都是自己人！
14年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精神伤害，据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的估计，单是中国战时的物质损失按当时价格计算，不下620亿美元。历史上，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以战胜国身分通过《马关条约》勒索清政府赔款2.3亿两白银，靠这笔钱日本大力发展了重工业、军火工业和教育事业，为日后的再次侵华奠定了雄厚基础。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强迫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日本最先提出赔款5,000万日元（折银近3,559万两）的要求。而且，日本伙同其它国家要求清政府给付黄金，蛮横地强压清政府就范，给中国造成很大困难。二战结束后，战胜国苏联从德国获得12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犹太人从德国获得600亿美元的赔偿。然而，由于中共的阻挠，受害时间最长，为祸最为惨烈，饱受侵略战争蹂躏的中国却没有得到日本应有和及时的战争赔偿。1972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华前曾表示，如果对方提出赔偿，只要数额适当，他打算赔！然而，他绝想不到，中共会放弃1,800亿美元国家间的赔偿要求。毛泽东告诉他：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要不是你们发动侵华战争，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呢？我们如何感谢你们呢？我们不要你们的战争赔偿！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周恩来曾指示：中央关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著艰难的生活。这就是中共的流氓逻辑！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人长期艰难不要紧，侵略者日本人不能艰难。天下竟有如此道理！
不仅如此，在对待那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罪犯问题上，中共也表现出了十足的宽容和大方。据外交部解密的1956～1960年形成档案得知，当时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共有1,062人，主要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毛泽东于1956年11月18日接见日本冈山学术代表团时谈到日本战犯问题，表示“目前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当时的战犯管理所内，日本战犯受到了很好的待遇，看管犯人的普通战士都是吃粗粮，而给这些战犯吃大米和白面。而且日本战犯还享受不用劳动的优待。当时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既有日本战犯也有国民党战犯，国军兵团司令黄维就大骂：“我们再有罪也没日本人罪大，凭什么日本人可以待着，我们就要劳动。”
中共对日本战犯的处理早就做出了指示：日本战犯的处理要一个不杀，极少数的判有期徒刑，一般罪行的不起诉。所以，千余名战犯只有45人被起诉。即便是被宣判的45名日本战犯，也全部在1964年4月被中共以“特赦”的方式全部释放回国。自1956年7月15日发出首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决定书》始，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分3批对1,01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宽大释放。这些双手沾满中国百姓鲜血的战犯，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
反观犯下罪行的二战德国纳粹，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被缉拿归案。这一工作至今没有停止，还在继续。有些战犯逃匿到80岁、90岁，行将就木，一旦身份暴露，也要立即被送交法庭接受正义的审判。2010年3月23日德国媒体报导，德国一法院对新发现的现年88岁的前纳粹党卫队成员海因里希•伯尔判处无期徒刑。而中共却对日本如此宽容优待，不仅一笔勾销了数千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还温情地照顾战犯，热忱地送上归程。共产党真的就那么大方、那么胸襟开阔吗？实际是当年中共因日本进犯才发展壮大，深怀感激，才有日后之宽宥表现。追讨赔偿，惩治罪犯，是人类的基本公理与正义，中共置民族基本感情于不顾，本质就是卖国。其实从根本上说，什么日本人、中国人，中共的目的是实现它罪恶的政治目标，别的根本就不重要。（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