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占据华夏神器已60多年，第五代执政者即将上位。尽管十八大已经被高层权力斗争搅得失去了国人的政治信任，但监于毛邓这第一、二两代换领袖就换了活法的经验，还是有不少知识分子出于对中国未来前途的忧虑，坦言了自己对时局的判断。有意思的是，面对同一个中国，对中国面临的危局的感受大致相似，但对危机的解决之道却很不相同，甚至南辕北辙。
三种“改革”建议
近期内值得注意的有三篇文章，分别是：邓聿文：《胡温的政治遗产》（首见于财经网）；荣剑：《中国十问——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十个问题》；刘昀献：《中国共产党在当代面临的十大执政风险》。
这三篇文章各有特色，邓文既为党谋，也为国谋。他将国家的问题与党的问题放置在一起，希望中共在解决社会危机的同时也让自身重获合法性，提出的是“救大清也救中国”的两全之策；荣剑的文章则是谋国，党如何想，他在此文中未多考虑，但后来他又发现了这一考虑不够，在他刚发表的《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一文的末尾写了五个限制性条件，算是厘清执政者的思路。本文限于篇幅，只论及《中国十问》一文。刘昀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专家，其思路最接近中共的危机认识及应对思路，由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并由人民网、新华网郑重转载，邓、荣两文只能通过互联网传播。
以下先说三文看到的共同问题：
三篇文章都涉及价值系统崩溃的问题，但表述不太一样，荣剑阐述得最痛心疾首，“中国的道德系统近乎崩溃，从执政党内部到社会各个领域，物欲横流，寡廉鲜耻，腐化堕落，炫富逐臭，以丑为美，谎言连篇，无视操守，出卖气节，不重诚信，不择手段，毫无底线，各种反道德反文明行为，比比皆是，社会几无净土，公共场域混乱不堪，文化精神领域普遍沦陷，中国传承数千年的人伦道德世界遭致前所未有的破坏。”邓文表述为“社会道德体系崩溃，意识形态破产，没有建立一个能有效说服人的主流价值观。……缺乏一种能让全社会认同的主导价值。这是社会产生精神和信仰危机的原因所在。”刘文则认为这是“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风险”。
三种改革建议的差别
三种看法，其间区别却非常大，荣剑是典型的自由知识分子思路；邓聿文则是中共开明派的思路，即全社会思想要有一些空间与弹性，但还是要有主导价值观（由谁的价值观来主导则是核心），刘昀献的意思是目前所产生的问题是思想控制太松，所以要强化意识形态宣传与灌输。以此切入，理解了三种思路的不同，就很容易理解三篇文章的差别在何处。
荣剑将执政党的合法性作为第一问，十问都是涉及社会重建的大问题，如公民社会、信息传播自由、司法独立、尊重私有财产、认同普世价值等。这些问题相关性极强，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所改变。地方自治与制度性腐败问题，则是从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次级问题。可以说，荣剑的文章描绘了一幅理想主义的改革蓝图，符合中华民族的长期利益。
——以三权分立、主权于民、尊重言论思想自由、尊重私有财产为特色的西方民主政治，就是第四代胡锦涛总书记从上任以来就念兹在兹加以反对的“西方和平演变阴谋”，从“防范颜色革命”到吴邦国宣示“五不搞”，前后坚持长达十年。在中共眼中，这是“救中国不救大清”的思路，绝对不取。
邓文的叙事正好相反，他先谈一些中共执政者能听进去、也在关注并有时也表示要改的问题，如户籍制度、能源供应体系、教育与科研的行政化功利化、救火式维稳缺乏战略眼光等，还有人口、生态环境这类被中共列为“国情”范畴的问题（指不管中国的政体为何，都得面对的问题）。他将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放在最后，并且很技巧地说明：“对于在中国实行民主，人们基本没有异议，中共一向也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分歧在于，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行民主”，“要一步到位推进比较彻底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是不可能的，还权于民有个过程，需要慎重设置，但是，至少应该给人以希望，以一些实际的行动来体现执政党的诚意”。邓还提到“全民直选的选举民主不是中国急需推进的民主。因为选举民主固然是民主的最好体现，但它需要一系列前置条件，如“国民的文化和素质相对较高，社会贫富分化不是很严峻，不存在严重的分离主义势力，民众有一定的民主训练，建立了一定的规则意识，等等。可今天这些条件中国都还缺乏”，因此应该渐进式推进政治改革，比如在第五代执政后两年开始。
——邓文总的特点是：对最关键的政治体制改革即要建立的民主制是何释义比较模糊，他对政治改革与其说是出于对中国前途的考虑，倒不如说更像是建议执政者讲究技巧，即给民众以希望，至于最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主体制，大概只好由执政者踩着西瓜皮，溜到哪儿算哪儿——估计作者是从中共当局能够接纳的角度考虑，希望救大清也救中国。问题在于：中共政府现在就是中国许多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比如放纵执政集团劫掠民众生存资源，以及由制度性腐败派生的各种恶行严重侵犯民众的生存权。但是，邓文并未将制度性腐败做为一个根本问题提出来，这个问题是中国的政治之癌，只要这个癌细胞的病灶存在，中国的现状就别想有什么改进。
刘昀献由于多年浸淫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当中，这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党先于国，党如不存在，国之存在无意义，所以，他的文章是“救大清不救中国”（因为中国是为中共存在的）。他只列举了十大执政风险：
1、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产生的风险；2、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风险；3、党内民主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的风险；4、精神懈怠、意志衰退产生的风险；5、固步自封、能力不足产生的风险；6、背离党的宗旨、官僚主义盛行产生的风险；7、忽视社会公正、动摇执政基础产生的风险；8、为政不廉、腐败变质产生的风险；9、权力异化、形成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风险；10、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
中共执政造成的所有社会矛盾在刘眼里，都是党的执政能力不足引起的问题，只要多宣传党的宗旨、强化党的意识形态，还有“党内民主”实施得好点就行了。所以在文章最后，他还要将“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重复胡锦涛自2005年以来的“反对颜色革命论”。中共党记忆体在这类冥顽不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专家我不奇怪，但《求是》杂志将这篇文章刊发出来，却代表了中共宣传部门如何把握舆论方向，在如今信息畅通的互联网时代，看重这种思想垃圾，只能表明中共宣传部门的人是如何地麻木不仁、满脑袋浆糊——“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内”，不知死之将至矣。
中共可能接受的改革建议
现在再来讨论即将上任的第五代领导层最有可能接受上述三种方案的哪一种。
在第五代领导人现有人选当中，真正信仰党的意识形态的人大概不多了，他们如果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更多地是种姿态。比如据说铁定“入常”的汪洋，去年在与薄督较劲时，还大谈公民社会、开放社团登记、要让媒体自由言说（实际上南方报系一些报纸已经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审稿了），最近却带上一个代表团访问延安，给毛的铜像献花，以示自己重视毛的政治遗产。这说明，中国第五代领导成员总的特点是现实主义，只要保住“核心利益”，用何种方式并不计较。
因此，荣剑的《中国十问》可能会成为“天问”，因为这会让中共失去其坚持的“核心利益”。刘昀献的《十大执政风险》是党八股，宣传部门会比较中意，中共领导层自己都未必愿读“毛邓三科”（他们这级别，有需要时自有秘书代读代写稿）。倒是邓聿文的建议可能会打动领导层，一是该文已将胡温政治遗产的负面讲足，短时期内（比如3-5年），第五代可以勉强应付，但要熬完两个任期却很困难。因此，那种“我就是不改，看你怎么办”的顽固派思路可能不受第五代欢迎。二是第五代履任后，为自身考虑，也总得摆出一副与民更始的姿态，提出没有太多实质内容的政治改革的口号并不难，还可以收聚人心。但我相信第五代当中的多数人，骨子里还是认为“面包契约”最可靠，用“吃饱饭”这一承诺让民众让渡自己的自由及权利，从而保住党的执政权（实则是政治利益集团的利益瓜分机制）。这种“新政”期既让人民有希望，又不至于冒更大的政治风险，这是他们心目中的万全之策。
要中共重塑自身合法性，比如实行多党制，让中共以普通政党身份与其他政党一道竞选的政治改革，不到中共走入绝境的那一天，这种政治改革不会到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