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好！
我虽住在香港，但也经常到国内跟朋友碰面，或观光购物；因为在大学教书，所以也曾在大陆做点研究或开会。几年前开始，我透过微博跟大陆的朋友聊天，围观各种大事。然而，近几个月的确少去中国大陆，连上微博也少了，部份原因是不经意间花了不少时间留意及参与香港的反国教运动，好几天都去特区政府门外的“公民广场”，成为数以十万计黑衣人之一。
大家可能对运动都略有所闻（详情可以参考http://my1510.cn/article.php?id=84385），大动员过后，我才有机会看一下中国大陆网民对事件的反应，尤其是年青人的想法。虽然有不少对运动的批评，但我第一个反应是：真有趣！两地历史经验及制度不同，有不同看法是很自然的；第二个反应是：这是个打开话题的机会。不过，用微博取代长篇大论，我还未完全学懂，所以，我还是用最不时髦的方法，写一封长信给大家。
写起来有点像答问，不过，希望大家不要视为为运动辩护，我也不肯定我的答案是否完满，就当是打开话匣子吧。
一．我看到有人说：回归前，港英政府洗你们脑子，成为殖民地子民，怎么不见你们出来反抗？
这不失为一个好问题，相信许多香港人也没有认真思考过。
殖民地年代，不是没有人反对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不是没有人批判教育的政治功能。我记得，1967年，一些不喜欢港英政府的中学生，支持工人罢工，反对警察镇压工人，同时，也参与亲中共团体发起的“反英抗暴”（现在一般称之为“六七暴动”）。有政府学校学生挑战校长与训导主任，大喊“打倒奴化教育”，有学生更被警察拘捕判刑。到了七十年代，有年青人在维多利亚皇后像淋上红油，涂上“打倒奴化教育”标语。他们批评港英的教育培养一群接受殖民政府的顺民，华人成为奴才。不过，虽有这样的批评，当年的确没有促成全民反对运动。
我不知奴化教育算不算得上是洗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正如梁文道＜注定徒劳的国民教育＞一文所言，港英年代的主流教育是一种“世界上非常罕见的非国民教育”，港英政府没有要我们成为英国人，即使在官立学校，也没有系统性的国民教育。例如，当年官校学生对英国国歌旋律虽然熟悉，却不懂得歌词。英国历史、政经成就、归属感等等，全都不是课程重点，更没有英国的国民教育专科。更有趣的是，有官校的老师校长，积极鼓励学生参加中乐团，对文化中国份外认同。当然，港英政府也从来没有为任何一个中国政权推行国民教育，它也不鼓励激烈的中国民族主义，可是，学校里却有中国语文科与中国历史科等等。港英教育的目的是甚么？我一时也说不清，但不难理解，“反洗脑”的口号是不容易喊出来的。
二.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反国教科的人批评香港政府（甚至是北京政府）进行洗脑教育，这有甚么稀奇？外国政府也向自己国民洗脑，为甚么中国不可以？这都已是国际间的惯例了。
不少外国政府都曾经推行灌输式的爱国教育，但是，若我们认真去看人家的教育发展，你会发现二次大战后，总体方向是建立公民教育，而非国民教育，更不是中国大陆仍然推动的思想教育与政治课。大部份教育学者认为，公民不应被诱导或被迫接受一个政权所设计的国民认同、特定态度与归属感，相反，他／她要学懂去以人权角度思考自己国家的政策，时刻要参与环绕着自由、平等及博爱的具体争辩。而在公民身份内，也包含了众多身份，有性别、性取向、族裔、阶级等等，国民身份只是其中之一。
爱国心的独大，对执政集团的理念盲目支持，带来的往往是国家甚至是国际灾难。欧洲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以及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是明证。曾是威权统治的南韩及台湾，亦在八十年代民主化后，渐渐在公民教育上有大幅度的改变。因此，中国才是少数没有按照这些“国际惯例”而转变的国家，我们国家仍然保留着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创立的党化教育（当时由受苏联影响的国民党开始）。香港的反国教运动，可以理解为对中国党化教育的一次小挑战。
三.
有人很用功，特别跑到香港政府教育局网站，下载了香港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课程指引，阅读过后，丝毫不觉得有甚么洗脑成份。他们自然觉得，香港人太神经过敏了。
“反洗脑”一词，在反国教运动的口号及文宣中经常看到，它当然不是一个很精准很有分析意义的学术概念。如果把“洗脑”视为一种过往极权国家的手段，能把人的思想撤底改造过来，那么，单从这份指引的表面内容，是难以得出“洗脑”的结论。若没有国教的争议，一般香港市民阅读课程指引，可能也差不多，因为，文件中的用语颇为中性、软性，不易令人联想到是那样恐怖的“洗脑”。
但是，反国教团体用“洗脑”一词，指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强制手段，而是相当广泛的课程引导、制度安排以及日常规训。
首先，有学者指出，把“德育”与“国民身份”连结起来，强调要培养学生的“态度”及“价值观”，是把两个不必然相关的范畴连结起来，使学生从小便习惯了把政府设计好的“国民身份”视为必然是道德的。例如，课程指引说得很清楚，不只要培养小学生对国旗、国徽、国歌、国家领导人等等的符号认识，还要学习遵守及参与相关的礼仪。内里强调的是归属感及爱国心，而不是批判地认识。其实，国民教育在成专科之前，这些教学方式及内容早已零散地开展了，政府甚至鼓励幼稚园推行。若国民教育科成功开展，将会把这些东西更整合地并入中小学整个学习历程，而且会有对学校及学生个人进行持续评估及监督。
此外，更令人担心的是香港的亲北京团体，或香港人称的“土共”（香港本土亲中共的文化、社会及政治团体）的干预。由于政府强调，国民教育科是“校本”，即由办学团体根据指引，自行设计。然而，不少学校及老师没有经验，日常工作也相当忙碌，于是，他们除了依赖政府提供的参考教材，更依赖民间教育团体。当中最积极编制教材的民间教育团体，大都是亲北京政府阵营的，它们有多年办所谓“左校”（中小学）的经验，很早便开始把国内的思想教育部份地搬到香港，作少许调整后实施。这些东西中国大陆朋友会很熟悉了，例如，不少“左校”有“红旗下的讲话”、唱红歌，以及类近少先队的“国民小先锋”等等。而且，回归后，它们的团体又每年获得特区政府数以千万计的资助，例如“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国民教育中心”、“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等等，它们编制大量教材与手册供学校使用，备受批评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其实它是为“通识教育”而设计的）便是一个例子。被迫读过思想、政治课的中国大陆朋友只要看一下内容，一定会感到似曾相识。至于那些花费不少公帑，带学生到大陆参观国家成就，接受红色教育的交流团，更是这些团体的专长，而且推行多时。
以上这两个因素，加上香港有利于亲中共政团及人物（包括特首梁振英）的政治形势，都令不少市民担心，中国大陆的思想教育，以“国民教育”之名，用相对软性的做法在香港开展。
四. 我又听到有人说，许多参与反国教运动的香港人，连课程指引或参考教材也没有看，便走出来喊反对洗脑，是非常不理性的。
不少参加反国教运动的巿民，可能没有细閲“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课程指引。他们得到的讯息，多来自报章电视。近月，香港主流媒体对相关议题有很强、很有引导性的批评意见，不过，一般小市民也能从中获取不少真实的讯息。所以，很多人一开始时可能认识不深，也吸收了不少早有立场的资讯，但也不能断言他们是无知的。
事实上，也难怪一般巿民过去对国教科认识不深。笔者在大学当老师，算是接受过高等教育，但在出现抗争示威前，也很少留意中小学课程发展。现代社会是分工细致的，从管治角度看就是分而治之，因此，许多有问题的政策便可以容易过关，甚至不为持份者察觉。更何况课程不需立法议会通过，内容不够震撼，一般也不会成为新闻，市民难以接触瞭解。试想一下，经常要超时工作的年青父母，每晚拖着疲累的身躯回家，还要打理家务，看顾子女的功课，连睡觉的时间也不足，又怎会自己上网下载那份枯燥乏味共有一百八十多页的指引来阅读呢？即使略有所闻，如果没有人提供资料背景，帮他们分析讨论，也是很难形成意见的，于是，自然成了“沉默大多数”了。
在反国教运动冒起前，政府利用这些“沉默大多数”，办了很多很低调，没有多少公众参与的所谓谘询，专家研讨。就是这样，巿民经常被“代表了”。面对反对声音，教育局长吴克俭堂而皇之地说，香港的“沉默大多数”是支持国教科的。
所以，反国教运动与大部份社会运动一样，是一个公民觉醒及群体学习的过程，但这跟我们平日学习有点不同。在运动过程里，不是所有参与者把所有资讯阅读完备再去上街的，相反，一般是先有一群积极份子，例如这次是中学生组成的学民思潮，加上热心的老师与家长，他们把事情分析清楚，发展论述，然后再行动，引起广泛市民注意。而且，为了打破冷漠及沉默，开始时最要做的，不是提供复杂的资讯及知识，而是要取得巿民情感上的共鸣，只有这样才能渐渐打破建基于沉默大多数的统治。
我当然同意，每一位站出来的反对者，有责任认识清楚教育政策及制度，愈早及愈多当然愈好，如果运动参与者停留在口号，便说明运动有所缺陷。但是，公民觉醒与群体学习，通常都发生在运动的过程中，甚至之后，而很难在之前。对于平日孤立而缺乏组织的个体，只有经过情感与切身的投入，才可以打破分而治之、专家统治的局面。
五. 有人问：“宗教呢？你们不是很多人信基督教、天主教吗？怎么没有人反对宗教洗脑？”
这真是个有趣问题，我之前也没有想过。香港不少中小学的办学团体是有宗教背景，有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及道教等等，通常是一校一教，并以“宗教及伦理科”之名教授学生。当然，批评宗教是“洗脑”，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此，有小部份较开明的宗教界人士甚至提议，应该让学校有多于一种宗教，让学生进行比较，从小活在多元宗教环境中。
我认为，宗教教育是否有问题是可争议的。至于香港没有人反对“宗教洗脑”，而却去反对国教，大概的原因有两个。第一，这里谈及的宗教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天主教学校不少，但也没有占压倒性的比例，至于基督教，其实内里分成众多教会，它们之间是互不统属的，各自有不同的教义及会堂连系。第二，这些宗教背后，并没有一个在香港或中国掌握权力的执政党，换言之，没有一个是国教。即使是天主教的梵帝岗，虽然是一个国家政权，但它在香港的代表人（例如枢机主教及主教），并没有实质政治权力。而更重要的是，香港社会有宗教信仰自由，这让人有信心，不会有任何宗教可以独大。
六. 还有一个问题，涉及复杂的中港矛盾。有人说，香港反国教运动是排外的，排斥所有跟中国及中国大陆拉上关系的人和物。
在政治争论中，部份香港人有时会不加分析地把许多中国大陆的人和事都归类为“中共的中国”，一并排拒，这当然不对。要理智地反对哪些，要认真地区分哪些，是复杂及极具争议的工作，但也是香港人的责任。至于中国大陆的朋友，其实也可以帮忙澄清及回应，但双方不必太快陷入族群对立的框架之中。不能否认，反国教运动中一些人有排外情绪及说法，只要听过早前的“反蝗论”便不会惊讶有这种声音。
不过，这个运动不是这样简单的，跟香港这个社会一样，是相当复杂的。
你不妨仔细去听一下反国教运动中的各种声音。在运动中，香港人呼唤本土身份认同的声音是强烈的。一句“为了下一代”，凝聚了多少命运共同体的感觉！同时，我在运动中也愈来愈感受到，香港人追求的是一种真诚的生活，一个有良知的自己，而这种追求在当下的政治及经济环境很困难。例如，这次有不少艺人如杜汶泽及张敬轩，在表态反对国民教育科后，有人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停止声援运动。我相信，许多有生意关系及工作在大陆的，或跟中资关系密切的市民，也会敢怒而不敢言。
许多反国教的人说，不相信国教科能把自己的孩子思想撤底改造，但是，如果教育里的是谎言，是教导人们功利地、虚伪地认同这个政权，或沉默不发声，以换取自身的好处（美其名为“发展”），我们都要坚决反对。事实上，为了推销国民教育科，特区政府的教育局局长便曾说，这一科有助毕业生找工作。我们不应该为了好处，去假装相信或接受自己其实不相信的事，更不应这样教导孩子。这让我想起七十年代捷克异见者哈维尔，他说，要对抗后极权统治，就只有“活在真实”（living
in truth）中。我以为，曾长年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大陆朋友，心里一定也渴望拒绝假大空吧！
至于运动中对中国的感情与认识则是复杂的。本地公民教育学者梁恩荣作过这样的分类：香港不少人对文化中国是有归属感的，很多人对民主中国也是有期盼，因此，才有要求有关当代中国的课程要更具批判性，要有反思空间，而不是按照政府的设计培养“态度与价值观”。因此，在运动中我很少听到有人拒绝认识当代中国大陆，以至中国历史。我记得，在政府总部的一个晚上，著名填词人林夕也来站台支持，他认为，要撤回国民教育科，但要让学生读历史科，尤其是中国历史。当时全场拍掌支持他的提议。事实上，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香港最大教师工会），作为反对国民教育大联盟的一员，也有类似的想法。
香港虽然经历过长期的殖民统治，但是，在历史经验中有着许多跟中国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有各种各样的中国认同，与中国政府所鼓吹的不同。反国教的香港人排拒的主要是“中共中国”，一个由中国共产党及其香港政治代理人设计出来的国民认同。而北京政府、中联办及香港土共，只要看到香港人批评及抗拒这个认同，就说成是“人心未回归”，所以，不得不推行国民教育。中港两地固然有许多隔阂，但是，香港及中国大陆共同面对一个执政党，就像任何国家的人民一样，我们都有权反对执政党的政策，包括它设计给我们的国民认同。更何况我们在中国，只能批评及抗议它，却没有能力像其他国家公民一样用选票惩罚及挑战执政党，难道我们要连批评及反对的正当权利也要放弃？
这个运动到了现阶段，除了有大专生策划罢课外，也有人开展对学校教育与课程进行长期监察，要让那些从前不见光或不受注目，但问题很多的教材、教师手册、教科书等曝光。运动不限于国民教育科，不限于政府总部，这是一个长期的教育改革运动，也是一个公民觉醒运动。
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香港只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大家也许不会很费力地去瞭解她。原谅我有点长篇大论，我只是希望这件事，令大家会有些不一样的对话，而不是延续既有的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