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学生们在中山路与警察抢夺水龙头
连琐式的学潮
民国三十七年夏秋之交，全国各地，都在闹学潮，自六月初发生的学潮，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沈阳地区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来自各地的流亡学生，都在摇旗呐喊。掀起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运动，并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当那些学潮初起时，大部份的学生是纯洁的，热情的和爱国的。但真正操纵那些学潮的人，则是共匪份子。共匪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制造学潮和工潮，他们则称之为学运和工运。
凡是一遇到机会，共匪的渗透份子，便在各学校中煽动并鼓吹学生闹事。制造社会问题，在学校中，如果有教授从事疏导，共匪的学生，立即会指他是“政治学教授”。同学们对于学潮持有异议的，则被指为“职业学生”。当时的共匪对学运工作所采的政策是：凡是在学校中支持共匪闹事的教授，共匪则发动学生捧那些教授的场，凡是和国民党有关的教授，则想尽种种方法，使他无法在学校立足。
正因为如此，各地学校所闹的风潮，是同一类型。在六月初各地所发生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学潮，闹了两个礼拜以后，在重庆又发生抢米风潮，那些风潮，据后来共匪自己招认，都是他们所导演的，而且有些人成为共匪的“英雄”。
三十七年六月间的学潮，由于沈阳是战区，施行戒严令，没有像关内那样扩大。但贴标语，骂美国人，学生们小规模的游行，则不断发生。在沈阳学潮的两个中心地区，一个是国立东北大学，另一个则是国立沈阳医学院。
有一次他们噎在沈阳市政府前的广场上，搭了一个台子，称做“民主讲台”，预备在第二天，大举闹事。但消息为沈阳市政府的教育局局长姚彭龄获悉，他连夜和负责保安业务的督察处处长崔志光少将商量，在天亮以前，把学生搭好的台子全部拆除。而且在重要的路口，派兵驻守，并告诉正要往市府广场集结的学生们说：大会噎延期。一场大规模的学潮，才得以避免。
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学潮像似传染病似的，一个都市发生了，另一个都市马上响应。而学潮一旦发生，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没有办法能够控制。
现在三十几岁的青年教授们，在大陆撤守时，只不过六岁左右，他们没有受过“血”的教训和“血”的洗礼；没有看见过在共匪煽动与鼓吹之下，学潮的可怕情形，和有多少无辜，牺牲于学潮之下。所以仍有人认为“民主广场”之类的学生运动，不妨开放。但对于我们这些披着血衣，而且身受共匪残害的人而言，却认为学生运动，就是学潮的先声，而一切类型的暴动则是成年人的学潮，如果称“暴动”就是“学潮”的化身。当不算是过份之辞。
麦克阿瑟的卓见
在民国三十七年六月间的那次学潮，所掀起的反美运动，在美国并没有什么反应，但在东京却激怒了一位职业军人。那就是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他在中国各地的学潮发生三周以后，在东京发表了一项严正的声明。他说盟军总部没有扶植日本，也没有使其军国主义复活的意图。
麦克阿瑟元帅并说：在中国所发生的反对美国扶日运动，是中共、日共、韩共，离间中美两国政府及人民感情的最狠毒的一招。中美的有识之士，应把共党的阴谋揭穿。
我深深的记得，“新报”的总编辑汪河清，把麦帅的声明，标题做得很大，但他在做了那个大标题后，又来找我商量，这种标题，会不会刺激学生明天来打报馆。我替他壮了一下胆子说：如果学生打了报馆，就替我们做了一次大广告，我们一定要有面对暴力的勇气。于是汪河清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把稿子发了下去。
因为那个年代，谁也不敢开罪学生，开罪学生，就如同捅了马蜂子窝一样。对于学生的事，只有顺着他们说，那才算是当代的智者。才不算落伍份子。否则他们便会给别人戴上一项违反时代潮流的帽子，称之为反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所称的反动，自然是指保守而言，而保守的进一步解释，则是顽固份子。
当然，在广大的学生群中，不是每一个人，都为匪张目，其中有些人是看不惯政府接收人员的腐化，由于“恨铁不成钢”的心理，而责难政府，不过他们却忘了共匪正等待着机会，制造各种矛盾和各种问题，使社会产生混乱，他们好在混水中摸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