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婚华裔妇女应如何冠姓？目前流传于媒体、网络的海内外华裔女性五花八门冠姓方法，又都有怎样的“说道”和讲究？
宋以前的“双轨制”
从先秦至唐代，已婚妇女的冠姓法则是“双轨并行”，既有冠娘家姓氏的，也有冠夫家姓氏的。
比如齐桓公的“夫人三、如夫人六”，史书上记载为王姬、徐姬、蔡姬、长卫姬、少卫姬、郑姬、葛赢、密姬、宋华子，这九位已婚妇女的冠姓都是娘家姓氏（严格地说是国别，这是因为王姬、蔡姬、两位卫姬、郑姬都是周朝王族，如果严格按娘家姓氏冠姓“姬”，就会出现五名“姬姬”，以国为氏在当时很流行）；东汉末女文学家蔡琰、魏晋时女书法家卫铄，东晋才女谢道韫，都以本来姓名传世。
有时人们会对这种娘家冠姓动些“手脚”，比如同样是娘家姓姜，排行第一、生母不是生父嫡妻的，称为“孟姜”（因此孟姜女其实姓姜，而不是如某些肥皂剧所描写的姓孟）；本来姓芈、排行最幼的，叫做“季芈”；亲姐妹嫁给同一个丈夫，会以“长”、“少”缀前区分（如前述长卫姬、少卫姬），等等等等，但这些都可归于“冠娘家姓”的一脉。
冠夫姓的例子也有。
比如战国七雄中的赵国，似乎实行的就是冠夫姓：赵国总共传承了10代，但历代王后的姓氏多不可考，其中不乏有声名、政绩的，如赵威王的王后，却以“赵威后”载于史册。同样，“赵威后”的女儿嫁给燕国国王，就被赵国人称为“燕后”，而如果按“冠娘家姓”的传统，“燕后”应称作“赵姬”或“赢姬（赵国国姓和秦国相同）”才是。此外，班固的妹妹班昭，时人和史书上都记载作“曹大姑”，就是以其夫姓“曹”冠姓。
但总的说来，这一阶段冠娘家姓的居多，冠夫姓的较少，个中理由众说纷纭，主要有三，一是母系社会传统遗传，中国最早的姓氏都是从母，后虽更改，但传统却保留了较长时间；二是唐以前女子姓名并不避讳，可以公开，许多女子婚前就已成名，婚后自不便“改头换面”；三是这一阶段妇女可以自由改嫁，像蔡文姬就嫁过卫、刘、董三位丈夫，如果从夫姓，她该叫什么夫人？
不过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已婚妇女从娘家冠姓是常态，从夫姓反倒是特例。前面提到的赵国，赵威王的妻子、女儿固然从夫冠姓，他的生母“吴娃”却是娘家姓吴；曹大姑虽然被称作姓曹，但她本名“班昭”也同样为人所熟知；卫铄丈夫李矩、谢道韫丈夫王凝之，都是世家大族，知名人士，卫、谢并未曾改嫁过，但谢道韫仍以本来姓名著史，卫铄被时人尊称“卫夫人”而非“李夫人”，而此时其夫李矩还健在。
宋以后：冠姓习惯复杂官书出现双冠姓
宋代以后直到民国初年，保存下来的正式文献，如户籍文书，完粮纪录，门牌凭证，诉讼文书等等，对已婚妇女通常采取双冠姓，如保存至今的一批浙江东阳县清末民间经济纠纷文书、契约，其中一方为老妇蒋汪氏；林则徐的母亲、夫人，家谱中记为林陈氏、林郑氏；清代白莲教大首领王聪儿，官书记名为齐王氏（丈夫名齐林）等等。
但非正式、甚至半正式的称呼则五花八门。有只称呼娘家姓氏的，如林则徐母，一些时人文章中称“陈太夫人”，岳飞母岳姚氏，许多记载称“姚太夫人”；有只称呼夫家姓氏的，如前文提到的王聪儿，保留下来的白莲教首领供词中，供述者多半称之为“齐二寡妇”。
这许多种冠姓方法往往可以并行不悖，如岳飞母，既是“岳母大人”、又是“姚太夫人”，也是“岳门姚太老夫人”，而王聪儿、齐王氏、齐二寡妇也是同时出现并流传的，对同一名已婚女性的三种不同冠姓称呼。一般而言，双冠姓较正式、官方，而另两种称呼法则显得通俗、随意，尤其只称呼夫姓的做法，往往更多出现在较生疏的交往对象间，因为不知道对方母亲娘家姓氏，必须称呼时只好以“某母大人”、“某老太君”的“保险姓氏”来称呼——反正这样叫终究不会错的。
自宋以后，妇女改嫁成为异数，大多数女性嫁人后只能从一而终，这就让“双冠姓”成为可能、甚至必须，因为一旦丈夫早死，这种双冠姓可有效保护寡妇一门的遗产利益，不至被夫家一族排挤侵削，对官府而言，户籍、赋税管理也更加方便而有条理。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妇女地位下降，有身份的已婚女性，其名字甚至在官书中也不允许记载，如果不冠双姓，满纸“王氏”、“李氏”而不知来龙去脉，户部官员怕是要休克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时期已婚妇女双冠姓是“规矩”，而其他冠姓方法则是缩写、简称，以前面提到的岳飞母为例，保存至今的九江株岭岳飞母墓葬，墓碑全文为“宋岳忠武王母姚太夫人之墓”，“岳门姚氏”的“全冠姓”一目了然。
当然，这一时代并非没有改嫁的，比如范仲淹生母姚太夫人曾改嫁朱姓（一说黄姓），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先嫁赵明诚、后嫁张汝舟，她们就只能“特殊对待”，保存至今的伊川范仲淹家族墓葬，范母墓碑和欧阳修手撰“神道碑”上，得到一品诰封的姚太夫人被称作“吴国夫人姚氏”、“秦国姚太夫人”，而不见一个“范”字。
这一时期双冠姓实质上成为约定俗成的已婚妇女“官方法定冠姓”，为近现代华裔已婚妇女的“双冠姓”打下伏笔。
近代：从双冠姓到单冠姓
清末近代思想开始滥觞，女权运动也开始兴起，妇女逐渐走入社会后，“名字不能见光”等陋习开始消亡，而“双冠姓”的习惯却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下来。
在鸦片战争后被英国分三次侵吞的香港，其新界中的“九龙城寨”仍为清朝领土，实行清朝习惯法，而港英当局也曾宣布，在香港华裔居民中沿袭民法范畴中的习惯法则，其中包括婚姻、姓名等法则，因此居住在香港的已婚妇女，采用了“夫姓+娘家姓+名”的新式双冠姓，这种“带名双冠姓”一目了然，很快流行开，在大陆沿海各商埠和南洋、新大陆等海外华侨、华人圈取代了旧式“不带名双冠姓”。
1929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民法》，其第四编第三节第一千条，首次对“夫妻之冠姓”作了法律表述：“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赘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但当事人另有订定者，不在此限”，自此“带名双冠姓”取代“不带名双冠姓”，成为“法定已婚妇女冠姓规则”。
但这个规则存在“不在此限”的特例，且只规定冠姓，未规定名，于是女权意识强烈、且夫家开明者，往往迳用娘家姓氏，而不冠双姓，如汪精卫妻子陈璧君就从来不称“汪陈璧君”；而较闭塞、保守的地方、家族，则仍沿用旧例，已婚妇女冠双姓而不名——反正《民法》只说怎样冠姓，没说必须把名字也带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二年，在《婚姻法》第11条中规定“夫妻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1986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9条第一款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根据这一条款，已婚妇女可以使用自己认为合适的任何姓氏，包括娘家、夫家或自己发明的姓氏。但在现实生活中，沿用出生时的姓氏（即娘家姓）是主流，因为当代人都是“社会的人”，频繁改变姓氏，会给自己、“组织”和他人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说是“自寻烦恼”也毫不夸张。
有研究者推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婚妇女双冠姓基本绝迹，只能在家谱、墓碑等特殊场合见到，此说当然失之偏颇，事实上一些长寿老人、边远农村，“张王氏”、“李蔡氏”之类也仍有所见，甚至一些长寿老人年深日久，忘记自己本来名字，在身份证上也赫然把“张王氏”之类无名双冠姓当作自己法定姓名者也并非没有，但在较发达地区和知识妇女中，带名或不带名的双冠姓的确已近绝迹。
但在海外却是另一种状态。
台湾仍然沿用修改后的旧《民法》，“带名双冠姓”仍然是法定已婚妇女冠姓的常态，像连方瑀、吴王霞（陈水扁岳母）的姓名都是人所熟知的。当然，“不在此限”的现象远较过去为多，即以陈水扁家为例，其妻吴淑珍、其女陈幸妤都是已婚妇女，但很少听到“陈吴淑珍”、“赵陈幸妤”的说法。当然，据说不少台湾职业女性有“两重姓名”，即平时沿用未婚时姓名，而身份证件和个人登记资料上已改成“带名双冠姓”，只是大家叫惯了旧称呼罢了。
香港、澳门回归后，在婚姻、姓名等方面仍然保留较多旧规则，“带名双冠姓”约定俗成，沿用已久，自然也不例外，和台湾一样，港澳也普遍存在“两重姓名”的现象。
而在华侨、华人较多的其它国家，情况就更复杂，因为所在国本身有自己的习惯，有改冠夫姓、不留本姓的，也有不改姓的，华侨、华人的来源地、出国时间也各不相同，有的把“带名双冠姓”当“惯例”的，也有的把“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视作理所当然的。由于当代各国民法中对冠姓通常持自由、开放态度，因此这部分海外华人已婚妇女如何冠姓则五花八门，一般都以“约定俗成”、“入乡随俗”为原则，双冠姓、不改姓都很常见，且还可能根据需要“修改”，如现任加拿大联邦部长、香港出生的黄陈小萍，已婚从政后最初仍以“陈小萍”的姓名活动，但后来发现所在选区有多名陈姓政治家、候选人，就改用香港华人常用的“带名双冠姓”了。而笔者认识的一位华裔朋友，本来是如假包换的辽阳人，移民后丈夫原籍大连，两家本都没有“双冠姓”习惯，却因为女性同事都用“双冠姓”，觉得不自在而改成了“带名双冠姓”。
那么，一名居住在中国较发达地区、平素以“正常姓名”交际的已婚妇女，有没有可能在较正式、较官方的文字中突然变成“带名双冠姓”？可能性还是有的。
如果这名妇女系在中国内地出生的公民，却嫁给港澳台或海外华人，或移居海外后结婚，夫家有“带名双冠姓”习惯，这位妇女就有很大可能改为“带名双冠姓”；
如果这名妇女系在内地出生、结婚，婚后移居海外，他们也可能出于某种考虑（如和周围环境打成一片，或纯属个人爱好）改为“带名双冠姓”；
如果这名妇女系在内地出生、结婚，婚后取得港、澳、台或某些东南亚国家国籍或常住居民身份，也可能考虑到这些国家、地区的民法规则和姓名习惯，在更换护照和其它法定个人资料时将姓氏改掉。
如果这名已婚妇女一直居住在内地，且平素以“正常姓名”交际，官方、准官方资料中却突然显示其姓名为“带名双冠姓”，则表明其真实法定身份资料上显示的正式合法姓名如此，至于何以如此，则正如前所述，可能性是多样化的——甚至不排除姓名的主人自己“改着玩”的可能性，尽管这样做并无什么好处，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9条第一款的规定，却依然是100%合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