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樵于1968年11月，下放到寿县堰口区陶店公社王墙大队柴拐生产队（后不久，陶店公社撤销，并入堰口公社）。一个小组两个人，小王和我，当时暂时寄宿在队长王西山家里。
生产队有一个破房遗址，房顶朽坏塌陷了，泥坯的土墙东倒西歪。村上的人说，这就是“大跃进”时候的村中食堂，最后的一段时间，好几个饿死在门口，屋里土炕上饿死了做饭的老头。此后房子废弃了，1964年四清工作队要下来，王西山才把尸骸清除掉。我们插队不到一个月，这所房子被翻盖完毕，我和小王就住了进去。
王西山家里原有9口人，“跃进年”饿死6口，老婆跟人跑了，只有一个儿子叫王文宝。爷儿俩挣的粮食不够吃的，到了冬天王西山便到霍邱那边去讨饭。我们下放到村里的这一年，大队干部给王西山拨了30斤救济粮，叫他不要再出去丢人了。堂堂生产队长，抱着碗到外面讨饭，成何体统？
王文宝已经20岁，小时候订过一个“娃娃亲”。女家姓李，住在陶店附近，已经到了19岁，但是看着王家穷的一塌糊涂，李家人便萌生了悔亲的念头。消息传来，王西山招来了直系的亲戚，商议以后，决定抢亲。
那天，王家去了几十口子男女，把李家女子按住绳捆索绑，用一架木床抬到柴拐村。进了王家，李家女子大哭嚎啕，几个婶子、嫂子辈的女人不顾羞耻，竟生拉硬扯李家女子，帮助王文宝得了手。米已成粥，李家女子不哭了，于是王家开席，全村人都被请去喝了喜酒，每人交一块钱。
酒席上，知情者滋滋有味地描述着王文宝如何“占了”李家女子的细节，大我两岁的小王说：“这样抢人、强奸，是犯法的呀。”
大队党支部书记说：“犯xx法，这是当地风俗，你们下放学生狗屁不通，以后慢慢适应！”
由于“解放”乃至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以后群众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村民们口粮严重紧张，溺杀女婴竟然也成为风气，心软一点的人就把活着的女婴遗弃乱坟岗。到了我们下放到这里的时候，乡村间15岁到18岁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至少有四成男人无法在当地找到配偶，光棍汉随处可见。
从1963年开始就有人从外地贩卖女孩。虽然当时贩卖人口必处死刑，但是有些人贩子还是常常潜入当地，总要带来三、五个女孩子，明码标价出卖。这些女孩子都来自江苏泗洪、宿迁二县，百分之百尚未成年。她们那里极其艰苦，她们的父母以50元、60元的代价把她们卖给人贩子，人贩子然后再以100元到120元的价格卖给我们这里的单身汉。贩运途中，女孩们大多都要遭受人贩子的奸宿，当地农民谓之“开苞”。
柴拐队的会计季某外号“大糟虾”，年近30岁，稍有积蓄，也想弄个老婆。他的一个叔叔也是人贩子，为了捞个没“开苞”的女孩，他居然随叔叔亲自跑了一趟宿迁县。他以55元钱买回一个14岁的女孩，他的母亲说孩子太小还没成年，养两年再说，他却于带回来的当天夜晚就把这个女孩抱上了床。邻近的村民说，整个夜晚，女孩一直都在惨叫。
柴拐队至少有五个这样的女孩子，被人贩子卖过来，被迫成为人妻时最大的15岁（虚龄），最小的13岁（虚龄）。村里的人常常说，那个13岁的女孩被买以后，将近一个月每天晚上都在惨叫。她的男人26岁。我们插队以后，这个女孩刚刚到了16岁，已经生了两个孩子，身高不及1米4，挺着大肚子，不久就生了第三胎。
1969年冬闲的时候，一个人贩子带了四个女孩来柴拐出卖，大队书记的儿子刘玉香（他已结婚，妻子也是买宿迁县的，买时14岁）邀我去“看热闹”。到场以后，发现村中的光棍都来了，有的还有父母陪着“长眼”。
女孩们抖抖瑟瑟，像几只等待宰杀的小羊窝在角落里。一个女孩突然抱住了我，眼泪簌簌地乞求道：“大哥，你把我买了吧，我可勤快了，什么都能干……”
人贩子和村里的人都笑了。刘玉香说：“哎呦，这个小丫头眼眶还怪高呢，看中下放学生了。你这个‘大哥’是城里来的，人家‘家中还有一枝花’哩，买了你怎么搞？”
至今，这些可怜的女孩应该大多还在，她们早已做了祖母，或是曾祖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