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叛逃案，从突发新闻到敏感词，从谣言到事实，各种故事版本流传市井坊间，民众交头接耳了七个月，而今随着成都法官一声“开庭”，尘埃落定。时间真是一把剪刀，把一切迷惑外衣都剪破，露出真相。
王立军在重庆的故事，太传奇。但让公众在若干年后，依然记忆犹新的，也许只有两件事，一件是以直辖市副市长身份，逃到美国领事馆，申请政治避难；一件是重庆市委前书记听了他报告书记夫人杀人，怒不可歇，当场赏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前书记为什么发怒？是因他夫人藐视国法，杀戮无辜，而大义灭亲，怒发冲冠吗？还是因“这条走狗”没有舔干净主人的屎尿，而心生愤恨？新华社刊发的长篇纪实《在法律的天平上》，已挑开了悬念的面纱。王立军就是他自嘲的那条践踏法律、丧失良知的“权力走狗”。
环球时报刊文慨叹：“若王立军不叛逃，似乎一时无力量捅破这故事。王立军被抓前像是“法力无边”，他似乎想立案就立案，想撤案就撤案，想非法监视谁就监视谁，对在押的嫌疑人只要收了房子收了钱，想放谁就放谁。谁给了公安局长这样的权力？王立军这样滥用职权究竟是极端个案，还是他拥有代表性？”
环球时报的此番评论，其实也传递了民众一个非常尖锐的假设。如果王立军的奴性更加入骨，盲从更加彻底，没有摩擦、矛盾和顶撞，直至进馆，把惊天大案的黑幕撕开大口子，也许今天，谷开来依然是驰骋商界、盛气凌人的官夫人，而前书记也依然是唱红打黑、大干快上的光环书记，依然是勾起许多红色遗老野心梦的政治明星。
前书记可以在一怒之下搧王立军的耳光，同理，前书记的上级可不可以在一怒之下扇他？同理，王立军被上级领导一怒之下搧了耳光，那他会不会也一怒之下搧他的下级？这是一个事前马屁响亮、事后耳光响亮的官场吗？习惯于各种站姿和媚态的官场，从来缺失的就是法律和良知。
王立军被绳之以法了，这是中国法治的亮色。可是，官员失德失范，如果是因为官场斗争而落马，被法律制裁，这很难说是法治的胜利。那些官场斗争的劣势者和牺牲品，灰溜溜站在被告席上，实在看不出对中国法治进步有多大正面意义。王立军曾是“打黑英雄”，扒开来却如此不堪入目。如果王立军不叛逃，此案会怎样？是中国官场多了一个神秘失踪的副市长，还是重庆多了一个跳楼毙命的“精神病患者”？权大于法，就会上演一出出东窗事发的“偶然”，而不是违法必究的“必然”。
此间媒体评论认为，王立军案对全中国的触动比多少政治教育课加起来还要深刻，强化了“谁犯罪都要受惩罚”的信念，会在中国社会的所有层面产生震慑。我想，这种震慑在中国官场，早已经老生常谈，古代就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在党性、反腐、保先等各种形式苦口婆心的教育下，不断有千奇百怪的高官犯罪案例，挑战民众的心理承受力，令民众从失望到麻木，从悲观到痛恨。王立军案的教训，是“迅速愈合它给体制和社会带来的伤害”，还是警示“不好的体制会让好人变成坏人”，必须从体制上根治，把权力关进监督的笼子里？
王立军案的胜利，与其说是中国法治的胜利，不如说是公民觉醒、舆论监督的胜利。王立军案7个多月的资讯披露过程，证明了中国社会的透明化，正在呈现不可阻挡之势，新闻自由正在彰显其应有的监督威力。事实一再证明，一个国家的治理，愈遵循平等、民主、自由、法治的普世价值，国家权力身段就愈谦恭，愈能斩断特权的魔掌，愈能实现宪政之下的法律之治，公平正义就自然成为社会基本价值观，社会生产力和创造力就愈加解放，愈加蓬勃。试想，如果重庆前书记的权力宝座，是公民选票推上去的，而不是世袭的，不是委派的，他的权力紧紧制约在法律之下、监督之下，他哪有掌掴王立军、生杀予夺的胆量和淫威？
从耳光响亮，到选民响亮，是中国政治文明的必然进程。王立军案更是警示了这一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