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东莞，大量被遗弃的厂房和巨额的财政赤字再次引起了对中国经济减速的担忧。
经过30年高速经济增长，广东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城市东莞已经到了频临破产的边缘。
中山大学研究人员发现，东莞超过60%的乡镇存在财政赤字，很快就需要寻求上级政府的救助。
这是东莞命运的巨大转折，曾经中国最富有的城市今天的遭遇，可能预示着中国经济降速将带来更大范围的地方财政危机。
2010年底，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就高达10.7万亿元，相当于中国GDP的27%。穆迪甚至估计真实的负债数字可能到达14.2万亿。
2009年，中国财政部高级研究员白景明已经估计，中国乡镇政府的总负责高达中国GDP的10%，但没有官方数据证实。
白景明表示，他曾会面的很多乡镇政府一把手都不了解自己政府的负债水平。如果乡镇政府财政出了问题，可能会给上级政府带来政治和财政上的不稳。
专家发现东莞的乡镇负债问题有两大根源：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世界经济减速使工厂倒闭，进而把地方财政拖下水；在不成熟的乡镇选举制度下，乡镇一把手有巨大的政治压力给村民派发慷慨的“分红”。
东莞一家印刷厂所有者Shao Gongjun表示：“乡镇政府的财政问题比预期要严重的多，”因为乡镇政府依赖土地租金收入。
20世纪80年代东莞还是个农村，但今天已经成为世界高科技制造业中心。IBM副总裁曾经表示，只要东莞的高速路堵车15分钟，就足以导致世界计算机价格的波动。
工业高速发展，东莞的人口也从180万上涨到超过800万。很多当地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起出租房，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而一夜暴富。乡镇政府把集体用地出租给工厂，租金成为首要收入来源。
直到最近，这个模式一直运作得很好。但Shao表示，过去5年里，很多工厂要么倒闭，要么搬迁至成本更低的内陆城市。
2007年以来，香港背景的工厂数量就下降了15%。工厂和外来务工人员撤离东莞，租金收入也同时“撤离”了。
一位61岁的当地村民表示：“我很担心没有了租户，如果这样我的出租房就要丢空了。”她用过去10年凑下来的200万元加上银行贷款在樟木头建起了一座六层出租屋。她和她的家人住在第一层，上面的五层都用于出租。
她每月能有15000元的租金收入，几乎是普通工人工资的10倍。但2007年以来，租金收入已经下跌了1/3。
中山大学教授Lin Jiang在研究中发现，因为土地出租收入的下滑，东莞584个乡镇中有60%出现了财政赤字。他的估算是基于今年5月对30个相对富裕乡镇的研究，包括虎门和塘厦。
这个数字不能代表全局，但是“管中窥豹”的好机会。
Lin表示：“出现财政赤字是因为收入下滑同时支出上涨。”这可能是乌坎事件后的副作用。
中国高层已经在乡镇一级推进普选领导人的制度。现在乡镇的选举变得尤为激烈，候选人通常会承诺慷慨的“分红”来吸引选票。
“在少数案例中，候选人甚至承诺给予每月一万元的“分红”，”Lin表示。其实这些“分红”就是源于对工厂收取的土地租金。
很快，乡镇一把手就发现难以达成他们的承诺。面对资金困境，他们不会选择收回他们的承诺，因为这样可能会激起民愤，他们会选择寻找农信社的帮助(其实就是地方银行)，农信社一般会提供利息高达30%的短期贷款支持。
银行愿意贷款，因为银行知道如果出了问题，上级政府将不得不救助这些乡镇。
Lin表示：“一些乡镇领导人现在开始担心银行会收回贷款...如果乡镇违约，这个财政负担必然会转移到上级政府。”
东莞政府应对危机的表现并不好。今年上半年东莞GDP增长下滑到2.5%，而过去8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11%。
上月，东莞党委书记徐建华就要求乡镇政府停止举债“分红”。但乡镇几乎没有实际行动。
乡镇的领导人认为“分红”并不是导致财政困难的唯一因素。他们需要支付地方消防和警务服务的成本，虽然这应当是上一级政府的责任。过去，上级政府对这些服务的投入严重不足，因为知道富有的乡镇政府有能力负担这部分成本。
香港经济贸易协会主席Eddy Li表示，一些乡镇的警察已经拒绝调查涉案金额小于两万元的案件。
Shao估计，单是樟木头镇政府的债务总额就有16亿元，而其每年财政收入只有6亿元。
Shao表示，东莞需要结构性改革来终结对土地租金收入的依赖。他建议给予外来务工人员当地户籍，让他们给地方经济提供更多贡献。
Shao表示：“没有社会结构的重大改革，经济转型是不可能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