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的《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是一份通识教育讲稿，这个丛书系列的主编是一直推行通识教育的甘阳。他在丛书的总序中提及说，通识教育的开展应该着重建设“核心课程”，尤其是“中外经典文本研读”核心课程，具体就是开设讲习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请各位专业领域的学者讲解经典文本。王绍光就是结合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现状解读了波兰尼的《大转型》。
波兰尼的《大转型》一书最早的中文译本出版于2007年，但据王绍光在讲稿中提及，他早在1984年就把这本书带到国内，但是发现没有人感兴趣，“因为这本书与中国没有什么相关性，因此没有什么价值”。退回到那个年代，刚刚经历过十年浩劫，改革开放也才刚刚起步，计划经济以及相对应的任何国家管制的形式都遭到了遗弃，《大转型》中主张市场经济需要管制的观点自然没人感兴趣。等到2007年中译本出版时，我们的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观念无论从学理层面还是从现实实践都遭到了质疑和反思，经济至上，贫富差距，道德滑坡、经济危机等各种问题也随之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并不是孤立的，甚至在全球开始蔓延，日益普遍化。于是反思市场经济成为了全球化实践中最为现实的关切。
很有意思的是，无论是王绍光在讲稿中，还是其他学者提及市场经济的危害，总是会找到一个合适敌人，这就是哈耶克。在他们看来，哈耶克以及他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灾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新保守主义的胜利，是这种灾难的起源。我们时代所有的弊病，就是源于这种自发性的市场经济观念。而在波兰尼看来，自发性的市场概念其实就是一个乌托邦，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市场行为都需要国家作为强有力的后盾与支撑，同样也会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现如今这种观念已经是一种常识：每个人都意识到市场的力量，也遵从于它的局限性。任何市场的交易都有赖于信任、相互理解和法律对契约的强制执行。
波兰尼在《大转型》中的一个创见是区分了真实与虚拟的商品。真实的商品是可以用来买卖的，而虚拟的商品比如土地、劳动力和货币，它们不能在市场上作为商品买卖。他认为正是把人类和自然当作商品的观念摧毁了我们数百年来坚守的统治原则，违背了人性和自然神性的一面。就这一点已经应对了我们千疮百孔的现实，对人性、对传统、对信任和对契约的背弃，让我们陷入了沉疴遍地的危机。这本写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大转型》在新世纪里受到如此多的重视，正是因为波兰尼预见到了现如今生活的全面沦陷。而且这种对谬误的共识正在形成，正如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沉疴遍地》中的观察，我们把追求物质上的自我利益变成了一种美德，这种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构成了我们所唯一幸存的集体目的意识：“迷恋创造财富，对私有化和私营部门的顶礼膜拜，贫富愈加分化，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这些现象的那些聒噪的说辞：对不受约束的市场的毫无批判的崇拜，对公共部门的蔑视，对无限增长的幻想。”我们的生活在一系列数字的飞速发展中，陷入了日益的贫困。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怪异的转变。王绍光在讲稿中分析了这些现象，并结合中国的现实进行对比分析，他力图表明的观点却是，相对于全球化过程其他国家日益的陷入的危机，中国的经济市场过过程，因为一直有着强大国家的调控和管理，所以并没有陷入一种类似的危机。他似乎是再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虽然有着很多的问题，但是大体的发展方向是符合波兰尼《大转型》中所预测的发展方向。他把中国的转型分为了几个阶段：1949-1984年，称之为伦理经济阶段，即是说靠计划经济来安排生活，他认为这个时期虽然贫困，但是各个方面发展很好；从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慢慢从伦理经济转向了市场社会转变才逐渐出现了效率优先，经济发展速度优先，随之出现了不平等，社会保障体系崩溃，人与人之间信任缺失等等的问题；1992年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开始侵入了非市场领域，伦理经济彻底崩溃，人与人之间彻底不平等，矛盾更加说的激化。但是正在这里——他话锋一转——开始强调说，近些年这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强大的“反向运动”，中国正在逐渐地从“市场社会退出，向社会市场迈进”。
这种论调突然变得如此熟悉，以至于我们差点在《大转型》的话语映照忽略掉它的存在。换句话说，王绍光用一种文本的细读来遮掩了陈旧的论调，即，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的问题是存在，但是这种问题已经有了解决的希望。他用《大转型》的理论印证了我们发展方向的正确，就如同在他在提问中被问及汶川地震以及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的时候，用这种熟悉而荒唐的方式回答问题：腐败是存在的，但是希望是有的；国外同样有腐败……
当然，这份讲稿对波兰尼的《大转型》还有一个最大的误读——也许根本不是误读，而是有选择性的忽略——他根本没有提及波兰尼在最后一章中对自由的强调：“在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里，不服从的权利必须被制度化地保护起来。个体必须能够自由地遵从自己的良心行事，而不必畏惧社会生活某些领域中那些受行政委托的权力。科学与艺术应该永远处在文学艺术界的保护之下。强制永远不应该是绝对的；‘反对者’应该有一个适当的位置颐养天年，有一个得以维生的‘次优’选择。这样就能保证作为一个自由社会标志的不服从的权利。”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波兰尼再次强调说，市场经济的逝去可以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公正。对照一下我们千疮百孔的现实，一切都变得不言而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