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9日清晨，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教授，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民国翻译家郑永慧，走完了与法文相伴一生的翻译道路，于北京逝世，享年94岁。
郑永慧在半个多世纪的翻译生涯中，翻译出版了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大仲马等十多位法国知名作家、诗人、哲学家的著作，留下了40余本共600余万字的译本。著名翻译家柳鸣九曾誉其成就：“与傅雷相当。”
中国近界现代翻译，经历了从“善译”，到“信、达、雅”，再到“宁信而不顺”等种种理论上的进化和争议。在此种学术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民国翻译家，多数已经谢世。郑永慧的去世，不仅是一代翻译巨匠的陨落，也标志着那个以“强国”为翻译宗旨的时代渐行渐远。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的翻译史几乎和它的文明史一样长。远的不说，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了，至少远在周代开始，我们的祖先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政令书写成各种文字，供不同封国、部落的首领们阅读。只不过那时候，尚无现代意义的“语言”这一说，不同的只是文字的写法和读法而已。
从远古到明清的翻译史
从西汉开始，僧人开始系统地翻译佛经。特别是从东汉至隋唐，一直到北宋年间，佛经的翻译一直沿着官方（朝廷）和民间（寺庙）这两条线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经过千余年的积淀和洗涤，诞生了三位佛经翻译的高手，史称“译经三大家”：鸠摩罗什、真谛、玄奘。
随后，基督教在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来到了中国。这一时期，朝廷的官员成了翻译家。较为著名的有徐光启，是中国第一个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人。同时代的李之藻，与徐光启齐名，获得了“晓畅兵法，精于泰西之学”的评价。严格来讲，这些人都不是职业翻译家，他们只是精通外文的儒家弟子，翻译更多只是为了介绍外国的学问，仅供天朝子民参考。
真正让翻译的目的得到升华，从非主流的“杂学”转变为具有较高学术、政治目的的行为的，还是从鸦片战争之后以至“五四”这一段时期。由此，从西方先进知识开始，各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宗教、哲学、政治制度，乃至于文学著作，经一批民国翻译家之手，陆续进入中国，开拓了蒙昧的民智。
为强国而译书
为中国近代翻译建立理论基础的，首推清末人马建忠，他较早从理论上阐述了翻译中的若干问题。首先，关于翻译的重要性，他说：“余也蒿目时艰，窃谓中国急宜创设翻译书院，爰不惜笔墨，既缕陈译书之难易得失于右，复将书院条目与书院课程胪陈于左。倘士大夫有志世道者，见而心许，采择而行之，则中国幸甚。”
其次，马建忠清醒认识到了当时翻译界的弊端，所谓“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此外，还对翻译书院的宗旨、学习内容、选拔学员条件、聘请师资标淮和译书重点均做了说明。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提出了“善译”的翻译标准，他说：“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真正用简单而有力的口号，将翻译和国家联系起来的是梁启超。1897年，梁启超在《论译书》中说：“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全面学习西方的想法暴露无遗。次年（1898年），梁启超又撰《译印政治小说序》，明确提出“特采外国名儒撰述，而有关切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事实证明，甲午战争之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翻译文学作品逐渐增多，而且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中国近代翻译文学进入发展期。
马、梁二人为中国的近代翻译建立了理论和政治基础，而严复，则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为中国的近代翻译指明了“信、达、雅”的原则和标准。“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民国时期的译者将其奉为圭臬，其影响绵延至今。
不懂外文的“译界之王”
对中国近代翻译史稍微有所了解的人，不可能不知道林纾。他的其人，连同他的翻译，用“空前绝后”来形容应该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这是中国翻译史上唯一的一朵奇葩，以后再也不可能有了。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1852年出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他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其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和每个中国旧式文人一样，林纾渴望走上科举的道路。不过，已过而立之年的他，七次上京参加会试却无一中的，屡战屡败之后心灰意冷，林纾绝意于仕途，从此专心致志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林纾翻译小说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庐刊行。这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备受赞扬。其实，林纾走上翻译之路十分凑巧。当时恰逢林纾母亲去世，妻子又接着病故，为帮助林纾走出消沉，几位朋友邀他一起译书。再三推托不成后，林纾最终接受了这一请求。不料，牛刀小试却一战成名，林纾从此沿着翻译的道路走了下去。
林纾译文有其独自的特色和成功之处。如所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人物也能传原著之神。《孝女耐儿传》中，写胖妇劝主妇之母为主妇出气以重罚其夫一段，不仅原作情调未改，有时连最难表达的幽默也能表达出来。接着，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先后共译作品180余种。至此，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界的泰斗，并留下了“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佳话。
令人惊讶的是，这位译著等身的翻译家，居然不懂外文！林纾从小受桐城派影响很深，古文被认为“文字所出，有不可磨灭之光气”。不过，他从没学过外文。每次翻译，他总是找一名会外语的朋友，拿着原本口译，他听过之后，随手将译文写在纸上，速度非常快，“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一时许译就千言，不窜一字。”这也是他被称为“译界之王”的原因，同时也让他成为了空前绝后的翻译家。
“宁信而不顺”
多数人知道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写得好，不过，很少有人知道，鲁迅也是一位译著颇丰的翻译家。他的翻译观，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围绕的始终是“信”和“顺”的问题。他倡导的“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中国文坛上曾经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鲁迅翻译的代表作是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书中周氏兄弟将翻译重点放在二十世纪初的短篇小说上，以一种新的文学眼光来审视整个翻译文学界。
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过程中，鲁迅认识到，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前者鲁迅称为“顺”，后者称为“信”。为扭转从林纾开始的为求文采任意增删原文的情况，鲁迅越来越开始倾向于主张直译，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规定，意为在信和顺不能两全时，宁可译文不顺也要忠实于原文，决不欺骗读者。
从实质上来讲，“宁信而不顺”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鲁迅认为，直译的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语言。他认为，不能完全中国化译本，因为中国语法不够精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
应该说，鲁迅的这一主张和当时主流的翻译理论之间有不小的差别。特别是，鲁迅认为“信”较难达到的一个原因是中文语法的不严谨，让很多人不能接受。不过，“宁信而不顺”不应当被看做一种翻译标准或技巧。它与其说是对林纾风格的矫枉过正，不如说是鲁迅提出的一种理想化的文化主张，与鲁迅“拿来主义”的思想是一致的。
翻译与创作并举的女翻译家
进入到近现代，活跃着一名女性翻译家。她不仅翻译外文著作，还自己写小说、散文，创作话剧，堪称“翻译与创作并举”。并且，这种创作特点还深入到了她的翻译风格中，以更风格化的语言翻译作品。她就是著名学者钱锺书的夫人，杨绛。
20世纪40年代末期，杨绛的兴趣转向了翻译。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杨绛翻译的《1939年以来英国的散文作品》，成为杨绛最早期的翻译作品。她的翻译代表作为《堂吉诃德》，于1961年开始翻译。当时，杨绛开始自学西班牙语，并通读了当时影响比较大的西班牙文学史以及《堂吉诃德》的一些研究成果。之后，她开始翻译这本著作。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杨绛译的《堂吉诃德》，这是中国直接从西班牙语翻译的第一个译本。
由于自己有大量的创作经验，杨绛的译文非常注意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度，逐渐形成了自成一格的翻译风格。而且，她还认为，读者对译本的要求，不仅是要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他们也不希望译文与本国语言差别太大。因此，杨绛的译文幽默诙谐，十分注重描摹细节。
如她曾经举出了《堂吉诃德》中一句话的三种译法。第一种译法：杜尔西内娅在这个世界上会更幸福更有名，因为曾受到您的称赞比了世界上最雄辩者所能给她的一切称赞。第二种译法：您对杜尔西内娅的称赞，盖过了旁人对她的称赞，能为她造福扬名。第三种译法：杜尔西内娅有您的称赞，就会增添了幸福和名望；别人怎么样儿极口赞誉，也抵不过您这几句话的分量。
杨绛认为，第一种翻译按原文直译，语序和标点都严格遵循原文，但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第二种译法虽然将长句断开，并且颠倒次序，但并没有准确表达原文意思。只有第三种译法，弥补了前两者的缺陷。虽然也不是完全忠于原文顺序，但最忠实原义，且通顺畅达。可见，借鉴了自己的创作经验，杨绛的翻译更游刃有余，译文充满了人文色彩。
“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
提到中国近现代翻译史或者民国的翻译家，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就是傅雷。稍微年轻一点的读者，知道傅雷多半是通过《傅雷家书》，这部感动了数百万中国人的书信集其实和翻译没多大关系。说到傅雷的翻译成就，作为法文翻译的巨人，他一生共翻译了33部共600万字的作品，他让中国人认识了罗曼罗兰、伏尔泰、杜哈曼、梅里美等人物。人们说，“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
当代翻译家罗国林在谈到傅雷时讲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他最好、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品，当然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因为这本书先出了中译本之后又出了修改本，应该是他最好的作品了。从书的内容看，他翻译讲究的神似而不是形似，虽然傅雷关于翻译的理论不多，但‘重神似而非形似’是他最核心的观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傅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真正做到了这点，可以说是傅雷最好的作品。”翻译家许钧也认为，“傅雷的译文不仅译出了作品的文字，还译出了作品的生命。”
举个例子，在《约翰·克里斯朵夫》当中有一句话，原文是“他自己感觉是个被误认的天才”，傅雷把这句话翻译成“他自己感觉怀才不遇”，这就没有硬要按照原文来译，而是用了中文的成语。曾经有人看过后，认为傅雷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意思有细微的改变。但拘泥于原文的译文是没有生命的文字，用中文的成语恰当地对原文进行润湿，往往会让译文更加神似。
另外，傅雷在翻译中还讲究用字不重复。比如在原著中两次出现表示“难过”的法语单词，他却在译文中用“悲哀”和“苍凉”来区分。法语中对“难过”不像中文分得这么细，但傅雷通过自己仔细的阅读和精心的体会，准确体现了两种心情的差异。什么心情用什么字，很有讲究。
傅雷之于中国翻译史的意义，在于他将整个法文的翻译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他的翻译质与量并重，至今无人能够代替。今天，也许有人会说有的译本在某些细节的翻译上，在准确程度上超过了傅雷译本。但论综合成就，论法文原文在中文意境中的重现，仍然没有任何人成就超过了傅雷。
比肩傅雷
今天，翻译界早已将郑永慧视作法文翻译的大家，是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翻译的泰斗，其成就可与傅雷比肩。但何曾想到，60多年前，郑永慧的翻译，还因为有傅雷这颗珠玉在前，受到了不少出版社的冷落。
郑永慧出生于1918年，祖籍广东香山，生于越南海防。1942年，郑永慧在上海震旦大学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历任助教、讲师。郑永慧其实是一个笔名，他原名郑永泰，取“永慧”之名，是为了感激妻子。郑永慧之子郑若麟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往往每天要译至深夜，母亲总是在旁服侍，还做宵夜慰劳。父亲为感激妻子，特取母亲邓慧群名字中的“慧”字，组成译名“郑永慧”。
这个不是文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却对法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翻译法国文学作品。他翻译的第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苏城舞会》、《猫打球商店》和《钱袋》三部全集。
不过，由于傅雷也在翻译巴尔扎克，当时国内的巴尔扎克译本几乎全是傅雷版。事实上，就在郑永慧完成上述三部巴尔扎克译稿后，出版社却不敢出版。原因是当时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很受读者欢迎，尽管这三部小说傅雷尚未翻译，但出版社却也不敢出版郑永慧的译本，怕引起傅雷不安。不过，时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的李采臣欣赏郑永慧的译文，将其推荐给了国际文化服务社，郑永慧的译本才得以出版。从此，他就走上了翻译之路。
随着翻译作品越来越多，郑永慧被认为翻译成就比肩傅雷。他逐渐意识到，法文翻译要做到“信”很不容易。一次在翻译《高龙巴》时，郑永慧发现傅雷的旧译本中，由于理解错误和自以为是的发挥性注解而“任意删削”的错误达到几十处。郑永慧纠正了这些错误，并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世界文学》上。在文章结尾，他说：“由此可见，翻译要做到绝对的‘信’，是何等困难。傅雷尚且如此，遑论我辈！在翻译上从来没有捷径，只有多一分谦虚谨慎，才能少一分失误。”
郑永慧一生共翻译40余部共600多万字的法文作品。法语翻译家余中先对郑永慧有这样的评价：“我曾翻译过梅里美和罗伯·格里耶的作品，但这些东西之前都已经由郑先生翻译过了，所以仔细研究了他的译作，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忠实于原著。”
夫妻一起，翻译《红楼梦》
在中国的民国翻译家中，有这么一位奇人。他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后赶赴国难毅然回国入川。同他一起回国的，竟然有一位英国太太。两人在英国相识，因对中国传统文学共同的爱而结缘，最后一起翻译出了《红楼梦》。他就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
杨宪益出生于贵族世家。他的祖父当过淮安知府，八个儿子都留学国外。杨宪益的父亲留学归来后，成为了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金融家之一。进入私塾后，杨宪益每次考试，都考第二，从不考第一。老师说，你稍微读一读书就会考第一了。杨宪益却认为，考第二还是第一都没什么区别，能多看书才是真的。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性格，杨宪益的译文既不失严谨又生动活泼，这种风格最适合翻译中国明清小说。
杨宪益的爱人戴乃迭女士，是他在牛津的同学。戴乃迭，1919年生于北京一个传教士家庭。7岁时返回英国，进入教会学校。1937年考入牛津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后转攻中国传统文学。杨宪益和戴乃迭在牛津相遇，因兴趣相投，逐渐走到了一起。当他们决心结婚之时，戴乃迭的母亲激烈反对，但这并未能阻止两颗热恋的心。
杨宪益在翻译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和夫人一起，翻译出了《红楼梦》。上文所述的翻译家都是外文翻译成中文，而杨宪益的成就，则是将中文向国际输出。他选择了《红楼梦》，这本被很多人看做“不可译”的小说。
翻译《红楼梦》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曹雪芹在原著中采用了大量的比喻、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一个中文环境长大的人都不见得能够懂得全部的意思，何况翻译给外国人看了。当时，流传甚广的《红楼梦》译本是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
总的来讲，杨宪益的翻译风格是充分还原原文中的信息，最大程度忠实于原文。对于《红楼梦》中的很多双关语，杨宪益采取了直译，然后注释的方法。如对“王仁”这个人名的翻译，中文读者知道它代表“忘仁”。杨宪益译作：Wang Ren (forgetting humanity)，而霍克斯则仅仅翻成Wang Ren。对于书名的处理，杨译本直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霍译本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前者原汁原味，后者避开了西方人不易理解的“红楼”的意象，换为“石头”，是一种妥协。
杨宪益的才华，他与英国夫人的合作，让世界上更多人了解了中国文化。他在牛津的师兄钱锺书则认为，杨宪益是当时在牛津为数不多的十几个中国人中，“唯一还可以谈一谈的”。时至今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红楼梦》译本，仍是西方学者了解该书最重要的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