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文革，并藉助红卫兵的力量将刘少奇等人成功打倒后，红卫兵和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失去了利用的价值。1967年9月初，军队受命恢复秩序。“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和国务院等下令群众交出武器并不妨碍军队执行任务。10月，中央下令所有学生必须回到学校，而“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如王力等则被抛出成为替罪羊，被指责是前一段混乱的幕后策划人。
然而，事态最初并没有按照毛预想的发展。1968年春到夏初，对军队的严厉干涉的强烈反抗与官方反对“右倾思想”的运动混在一起，使得全国许多地方又爆发了新的武斗。武斗主要发生在对立的红卫兵组织之间以及学生和军队之间。7月，毛接见了红卫兵领袖，通知他们离开历史舞台的时刻到了。随即军队和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结束了武斗。在这一期间，发生了许多流血事件，如广西就在省军区政委韦国清的指挥下，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被杀害的激进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人数之多令人震惊。
广西整党办公室1987年编印的内部机密档案《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详细记载了大屠杀的整个过程。
地处桂北山区的广西融安县，山清水秀，自古就是物产丰富、人杰地灵的商贸重镇。据档案披露，1967年秋冬，广西各地“联指”（全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在广西军区和各地武装部的支持下，开始成批屠杀对立派“四．二二”（全称“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群众和“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这就是当时在广西流传甚广的“韦（国清）老爷出钱，军区出枪，‘联指’出人，屠杀‘四二二’群众”的说法的由来。
广西各地“四二二”为抗击“联指”的大屠杀，纷纷抢夺武器，武装自卫。发生在柳州地区融安县的抢枪事件和两派武斗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1968年1月7日，融安“四二二”派的“青年近卫军”在县城长安河西车渡码头，拦劫刚从越南“抗美援越”前线回国休整的6886部队军车，（该部在柳州驻扎休整），抢得冲锋枪九支和一部份粮食。2月9日，融安“造反大军”（“四二二”派）攻占了“联指”驻守的东圩、铜鼓桥和直属粮库，武斗中总共造成10人死亡。不久，在柳州地区联指司令部的支援下，融安“联指”发起反攻，夺回失去的地盘。武斗和押解途中，23人死。
不过，经此一战，融安“造反大军”虽有损失，但无大碍，仍保持较强实力，拥有一千多人，六百条枪，占据着县城长安镇。在这种情况下，韦国清决定动用军队围剿融安“造反大军”。在军队介入后，“造反大军”溃败，从县城逃窜到农村，建立了据点。
然而，“联指”在部队和县革命委员会以及县人武部的武力支持和主导下，从1968年6月至8月开始大肆屠杀“造反大军”和不同观点的群众，并殃及无辜的“黑五类”及“廿一种人”，最终酿成轰动一时的融安大屠杀惨案。
据悉，6月截至到8月初共有304人遇害。当年7月至8月，韦国清先后调动广西军区220师660团四个连、5913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以及炮兵第642团一连、二连共十一个连的兵力，伙同南宁周边“九县一郊”的“联指”武装，对首府南宁的广西“四二二”实行大规模武装围歼。据官方统计，“四二二”被打死3,795人（当场击毙1,471人，被俘人员拉回各地“处理”的约有7,012人，其中被打死2,324人）。
更为悲惨的是，除了军队的剿杀外，由各级革委会主导的屠杀也令人发指。8月10日，融安县革委会成立，13日就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14日，武装民兵开始挨家挨户按“黑名单”抓人。被抓人员中有机关干部、学校师生、街道居民、工人农民等，有些人为避免遭受酷刑，选择了自杀，而不少被抓者则在8月16日的游街示众时被活活打死。8月21日，56名被游街者被活活打死。而长安镇革委会对于这样的暴行却予以充分肯定，还组织前来参加会议的各公社革委委员们亲历长安镇街上现场目视杀人惨景……
“长安杀人经验”迅速向周边公社、大队传播。仅仅在融安县革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全县各个公社突击杀人，在短短三天里，全县共杀害无辜群众1,006人，按人口比例打死最多的是融安大将乡龙妙村的龙妙街，竟因此被称之为“十八寡妇街”。融安城乡各地，陈尸百里……死难者的名字被官方遗忘，但却无法从民众的心中抹去。
可是，这样的暴行却没有终止。9月1日，长安镇革委会为邀功请赏，又杀死了10个“四类分子”，和“二十一种人”。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对峙中，兽性的疯狂冲破道德的判断和把持，那些普通的平民，就是这样变成了“暴民”。
据1969年12月融安县公检法军管会上报的统计数字：查明被打死1,089名（其中地主分子112名，富农分子61名，伪军官21名，农民475名，工人9名，学生21名，其他391名。）此外，自杀126名（其中地主分子18名，富农分子10名，农民64名，工人2名，学生14名，其他8名）。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官方通常将“坏分子”等地位卑微的“廿一种人”归类为“其他”不入流的种类。据悉，融安大屠杀中被虐杀的“政治贱民”是585人，自杀36人，总死亡人数为612人。整个融安县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416人（其中农村、城镇居民1,228人，机关干部职工188人）。由此可见，“政治贱民”所占死亡人数比率是相当高的。
时至今日，中共当局长期以来对广西“政治贱民”的迫害和杀戮，乃至群体灭绝，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清算，而且迄今也没有人向受害者道歉。而一些曾经的屠夫甚至摇身一变成为了地方官员。无疑，造成这种现况和惨剧发生的始作俑者和真正的罪魁正是中共的集权专制制度，正是号召“要武”、“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毛泽东。因此要想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惟有推翻中共，并清算毛以及中共的滔天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