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认为是中共党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
按照中共的历史阶段划分法，《决议》概括了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回顾了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批评了“大跃进”与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其中，《决议》最大的特点是彻底否定文革，以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决议原文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也形容文革期间毛泽东“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通过这份决议，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在党的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后，高层越来越少提到这份决议并彻底反思文革，尤其是1990年以后，党史宣传中有意无意地回避这段历史。
正是因为对文革反思不彻底，当中国社会矛盾尖锐之时，社会上出现了反对改革开放、怀念文革的呼声。以重庆为代表的势力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在全国各地乃至香港掀起一阵红色风暴，大唱红歌、打红色招牌，大搞个人崇拜，弘扬文革意识形态，将各种社会矛盾腐败问题归罪于改革开放，企图挟持民意开历史倒车，把中国再次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是一场历史大浩劫，如今的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媒体要么回避这个话题，要么只说一切向前看。三十年前邓小平曾宣称彻底否定文革，然而彻底否定文革就要重新评价毛泽东，重新评价毛泽东，很多政治理念都要重新定义。所以官方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时间冲淡记忆，让中国新一代彻底忘掉那段历史。巴金在世时，一直到暮年还在呼吁设立文革纪念馆，让后人知道文革的苦难，让经历的人学会反思！可惜巴金的呼吁遭到空前的冷遇，现在巴金已走，愿意反思的人越来越少。因而中国出现了怀念文革的一股逆流，少数政客企图借助这股势力，在中国兴风作浪。
怀念文革的理由似乎很充分，认为那个时代社会公平公正公开，也不象今天腐败横行，更激动人心的是可以随便将官僚打倒批臭，让官员每天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然而，要解决官僚集团的腐败问题，要解决严重的贫富差异问题，要解决社会不公司法不公等等问题，这种狂风暴雨般的运动手段看似过瘾实际上是治标不治本，最终的结局只是又一批无法无天的人取代现在的权贵利益集团。
以暴力夺取的政权均以暴力来维持而最终又被暴力所推翻，中国应该跳出这样的历史怪圈，才会使人民免受过去的苦难。唯有彻底否定文革坚持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才有可能平稳的转型，回归文革或维持现状，都将把中国带进深渊。当务之急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让每一位法定公民都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全面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把各级政府的决策过程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只有多元共同参与公民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所谓的公平公正公开才有可能实现，人的基本尊严才有可能得到充分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才不是一句空话。
关于文革的悖论延续至今，我们看到一个怪异的现状：文革作为一场官民共同承认的“浩劫”，却变成受害者和加害者共同守护的禁区。官方不准公开谈论，受害者不堪回首，加害者不愿反思，后来者不甚了了。绝大多数文革史料，要么被封锁在黑箱中，要么腐烂在参与者的记忆中，老一代三缄其口，新一辈不求甚解。而那些文革造反中出尽风头的人，许许多多变成今天跛脚改革的设计者和最大的受益群体。
在这种状况下，要中国人反思文革很难，要权贵乃至利益集团反思文革更难！因为，文革的历史包袱都是沉甸甸的，似乎只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才是中国的传统思维。于是，反右只是什么“扩大化”、大跃进只是“天灾”、文革不过是“动乱”……这些重复的历史悲剧因为反思的缺失而绵延不绝，中国一路走来气喘吁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文革制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断层，直接导致社会道德全面沦丧，信仰缺失世风日下腐败泛滥，也为今天中国人个体良知的泯灭和反省能力的匮乏创造了条件。
一个缺少自我反思精神的群体到处充斥着控诉，每当一场灾难过后，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向世界控诉自己的委屈和哀怨。我们控诉过八国联军、控诉过日寇、控诉过“国民党反动政府”，我们控诉过胡风反党集团，控诉过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我们也控诉过“美帝、苏修乃至国际上一切敌对势力反华势力”，唯独只字不提当政者自己对国家和民族乃至人民所造成的伤害和苦难，唯独不将每个人置于良心的天秤之上拷问。这或许才是灾难不断的重要原因。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