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左派人士司马南在海南大学演讲，遭到提问学生扔鞋抗议。这一举动在互联网上引发激烈辩论，并和北航教师韩德强当街掌掴老人联系起来，不同派别围绕辩论规则和暴力标准再度展开激烈论战。
一、“我可以扔鞋吗？”
据现场听众描述和视频披露，司马南在海南大学受到极高规格接待，校长李建保亲自出面介绍嘉宾。宾主双方对彼此都不吝惜赞美之词。校方将演讲命题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理性与情怀”，而司马南也称赞李建保为国家做出重大科学贡献。
司马南被认为是现行体制的辩护者，他在海南大学的演讲也显示了一贯的思路，其内容可归纳为四个要点：中共领导的中国有很多问题；中共领导的中国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绩；离开中共领导，社会将陷入无序和混乱；中共的领导是人民民主的具体形式。在演讲开始时，司马南已经“大度”地表示，他对听众扔鸡蛋和鞋子有心理准备，自称是“总统级别待遇”，并预留30秒时间，引发听众哄笑。
在提问环节中，一名身材瘦高的男生称，“我知道的一点点是，我需要自由，民主只是保护自由的一种方式”，并针对司马南呛声说，“我们两个的话语权是不平等的。你提出的四条观点，我没有任何一条可以反驳，因为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你在那里说得很好，你回去住宾馆了，我反驳你，我可能进小黑屋了。
司马南和主持人几次试图打断提问，该学生最后直截了当提问说“我可以扔鞋吗？”并抗议称“在这个国家，没有审判你这种人的法庭”。主持人警告称“（扔鞋）这种行为在大学是不允许的”，并指挥现场工作人员强行抢下话筒。
随后，这位提问学生拎起一只鞋子扔上讲台。据现场视频显示，扔鞋者离讲台距离目测至少为三十米。鞋子被扔到台上，但并没有击中任何人。扔鞋者随即准备离开会场，但遭多人阻拦并带走，而主持人在现场用话筒指挥，要求保卫处查清扔鞋者来自哪个系哪个班级。
二、扔鞋：言论羞辱还是伤害行为？
司马南遭遇扔鞋一事当晚经微博披露，迅速在大陆互联网上激起了激烈争论。他的左派同道战友几乎毫无例外地表达声援，并痛斥扔鞋学生“素质低下”。但另一方面，一部分立场较接近自由派的法律学者也对此持批评态度。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此前被认为是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但这次他认为，“扔鞋就是扔鞋，就象韩德强打人就是打人。韩指人汉奸施暴，与学生责司马南毛左扔鞋，同理。”
这种态度得到了《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呼应，后者一方面转发表示声援，另一方面也用一种拗口的教导语气称，“如果反对向司马南扔鞋与反对韩教授打老人是同一批人，比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批人，中国要进步得多。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懂这个道理。”而《环球时报》旗下的“环球网”次日即宣布，将邀请当事人司马南在线交流“还原事实”。
更严肃的讨论来自于何兵的同事仝宗锦，这位宪法学者依据美国宪法的背景分析称，“问题关键在于扔鞋子是言论还是行为？此行为和韩德强打人更接近，还是与焚烧国旗更接近？……我倾向于认为扔鞋子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它传递的不是具体言论信息，而是某种侮辱，和朝某人吐痰一样。”他质疑，不能因为司马南代表了官方意识形态，所以有所谓站在鸡蛋或墙一边的问题。公平的规则，应该是超越意识形态并且内容中立的。一个好的法律制度，应该是既保护司马南也保护艾未未的法律制度。
相反，近来笔锋犀利的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则没有那么多顾虑，认为将司马南遭扔鞋和韩德强打人相提并论，“真是乱捣浆糊”。在他看来，这两件事，“一个是象征性地表达抗议，一个是暴力伤人”、“鞋是没有杀伤力的，只有象征性的抗议效果”。
同时，供职于海南大学的著名时评作者王琳也表示，尽管他不赞同扔鞋，但“同样不赞同将扔鞋与打人并称，打人的伤害性更强，扔鞋的羞辱性更强，除非他扔的是溜冰鞋。类似扔鞋或扔鸡蛋究竟应定位为行为还是言论，法学界多有争议。若定位于言论，应受保护。就算定位于行为，也是以表达异议为内容的软暴力行为，类似于向对方吐口水，与肢体伤害有明显区别。”
对于扔鞋事件，许多意见活跃人士持保留态度，但理由不一而足，时评人“五岳散人”在经历了“约架事件”后，用调侃语气称“理念之争一定要文斗，最好不要武斗。扔鞋固然是表达的方式之一，但最好不要瞄准，尤其是旧鞋并有香港脚者，算是化学武器，尤其不可。”而另一位作家“十年砍柴”则担忧的是学生本身群起效仿对自身不利，“在中国，有难以预测的风险，这次司马南可能没有处理扔鞋学生的权力，但如果一些热血学生受到鼓励，下次向有权者扔鞋，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著名学者冯克利则表达了严肃的洁身自好态度：“人对恶人最易于产生的反应，就是在对待他的方式上变得跟他一样坏，却以为自己很正义……司马南阿谀权力令人憎恶，但污辱其人格就像他阿谀权力一样，都会败坏人的正义品格。”
三、权力扭曲与权利平等
“扔鞋”事件在中国并非第一次发生。从2008年12月美国前总统布什遭扔鞋后，这种源于阿拉伯国家的抗议形式逐渐在全世界流行。2009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也曾遭扔鞋抗议。但在中国，言论交锋中也越来越青睐这种舶来形式，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2011年5月19日，被称为“中国防火墙之父”的方滨兴在武汉大学遭遇扔鞋抗议。
富有意味的是，与当年小布什身手敏捷躲避的画面不同，中国政要在本国几乎完全不必担心这种挑战。从当年被扔“五毛”纸币的云南红河宣传部部长的伍皓，再到方滨兴和司马南，被民间认为是掌权者“帮凶”的人，却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抗议和羞辱。
事实上，在一个被权力扭曲的公共舆论场中讨论权利平等问题，本身是个极其微妙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相比各式各样的评论，反而是那位不知名的年轻提问者表达的最为清晰：问题的核心乃是“政治正确”，而在当下的中国，这种“政治正确”标准的专断性显露无疑。在“宾馆”和“小黑屋”之间，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辩论机会平等。如果考虑到“在这个国家没有审判你这种人的法庭”，那么就只能采取激烈的“私力救济”态度了。从这种意义上说，扔鞋和约架一样，都是主流价值观缺失的情况下，不同观念激烈碰撞的结果。
面对“扔鞋”这样的激烈做法，学院派知识分子在一本正经地讨论究竟是“言论”还是“行为”时，并不存在唯一的真理。在一个没有权利焚烧国旗的国家里，“第一修正案”无异于一种奢侈品。即便论证“扔鞋”等同于“烧旗”，都属言论表达，它在现今当权者眼中仍然是无法接受的“行为”。而当权者倾向于将一切“言论”都视作“行为”，从而制造出大批“思想犯”和“良心犯”时，如何能在舶来学理和特殊国情之间找到契合点，同时平抑“打五毛”和“抓汉奸”的冲动，的确构成了当下的一个难题。而与此同时，从讨论“什么才是公正”发展到讨论“什么才算暴力”，社会情绪的底线似乎也正在不经意间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