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假期的堵车、排队和各处旅游名胜的人满为患还历历在目，不可否认，这种全民集中度假的“黄金周”对消费增长起到爆发式的拉动，很多旅游景区的营业收入在假期期间都呈现出两位数的增长。
但与这昙花一现的“繁荣”先比，“万达广场面临的三大问题”所传递的消费信息可能更为真实。10月8日，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其商业年会上总结目前万达广场面临的三大问题：客流增长在下降，单个顾客的消费量在下降，商家开店的计划在调整，大幅度下降。作为大、中城市地标性商业消费区的万达商业城所呈现的“三个下降”只是我们经济滑坡的三个表征，消费的下降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社会总需求不足直接导致经济趋缓。
究竟什么原因影响了我们消费的增长？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中国居民收入过低，导致消费增长对经济的贡献过低。
如何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如何进行国民收入改革？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魏杰教授为我们剖析了最近讨论中的五个要点。
五个要点，五条对症下药的办法。
（1）调整国家财政收入与居民个人收入的关系，调整重点是提高居民个人收入。近十年，财政收入增长过快，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20%左右，两倍于GDP增长；而个人收入一直在6%左右。2011年税收突破了10万亿，现在一年的增长就达1万亿，而十年前我们的税收一共只有1万亿。大量财富被中央政府分割，导致居民收入偏低。
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国家很有钱一出手都“无与伦比”。2012年国际奥委会评价伦敦奥运会是“高兴而自由的奥运会”，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评价是“无与伦比”。同样对广东亚运会的评价也是“无与伦比”。2008年5月份发生汶川大地震，8月份北京奥运会，9月份发射神七，我们多处地方都彰显的“无与伦比”让联合国把中国的会费缴纳和国际救灾都按发达国家标准予以计算。以致于魏杰教授在参加若干国际会议交流的时候，总会面临“中国到底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质疑”。他笑称“中国前30年主要是解决国富的问题，后30年则是要解决民富的问题”。
而解决民富的办法是向居民减税、退税、提高个税起征点。要改革税制，要以间接税为主转为直接税为主，这是未来的改革方向，减轻个人和企业的税收负担。评价税负重不重只有一个指标，宏观税负（税负增长速度和GDP增长的比例），我们目前税负增长20%是GDP增长的两倍。区别于国外预算式收税方式，中国税负是跟随经济增长而征收的，没有底线，伴随经济增长而持续上升。
解决民富的第二个办法是财政支出上加大对民生的支出，加大民生的支出就等于老百姓的支出减少。过去我们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民生支出太低，目前英、法、美每年的用于民生支出占财政收入60%多。2015年，十二五规划结束的时候，用于民生的支出将要达到45%，每年提高3%左右。
（2）调整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关系。近几年，利润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长，但有一个悖论是中小企业普遍不认可这个判断。而现实状况也是中小企业的利润很薄，温州、义乌的企业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央企垄断了大部分利润，他们的经营状况越好，中小企业就越差。利润总量增长很快，这其中是央企增长快，不代表中小企业利润增长也快。
要提高中小企业劳动收入，就必须减税。这个争论形成一个新概念，结构性减税。
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的比例靠什么来调节？发达国家主要靠三大机构的博弈：工会（劳动收入），雇主协会（利润），高等法院（代表社会）。我们的情况不同，思路也会不同，一个法律文件《工资条例》正在起草当中，用这个来调节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关系，但涉及初始分配改革，最后能否形成共识的法律文件还有比较大难度。
（3）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这一提高居民收入讨论的第三条办法引发了两个争议。
收入主要分为：劳动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人类社会的经验证明，一个人光靠劳动收入是富裕不起来的，财产性收入应占有应有比例才可以。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形成的条件，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必须达到一半对一半的程度。中国居民收入的财产收入平均下来目前只有2.8%。
要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面临的问题是，居民没有财产，如何提高财产性收入？归根结底是居民如何拥有财产，一个最快的办法就是分国有资产，可以先拥有国有资产收益。发达国家是有案例可循的，比如加拿大居民年底会受到政府分配的国有资产收益。比如英国铁路资产是属于全民所有，英国没有铁道部，只有铁道监管部，负责铁路资产的增值保值和安全。管理这部分资产的是竞标上岗的资产管理公司，一个非政府法定机构，对国会负责。代表英国人民管理这部分资产，每年要向国会报告，利润上缴国会，财政部按人头分给英国每个人。不要现金要车票的居民可以享受车票打8折的优惠。
从分国有资产到享有国有资产收益的讨论，到要求央企上缴利润，直接进入全民社会保障账户，相应降低居民对三项或五项保证金的缴纳。但2010年12月国务院召集央企讨论上缴利润，结果央企表示没有利润。
涉及到利益群体，分割利益的事情就变的很难执行。没有利润上缴，就直接分股权吧，央企的股权直接划给社会保障账户持有，一年保障账户就可以增加1万个亿的资产，这样就相当于大幅度降低个人和企业对社保账户的缴纳。
魏杰教授认为，一段时间热议的物业税也涉及到国富和民富的分割。物业税就是不动产收益，谁持有谁交税，此税一开征，等于在价值增长的时候，这个好处要由国家来享受。而且该税的开征，第三方的评估和定价很关键，征收执行难度大，需慎重又慎重，争论很大，主张房产税的学界人士越来越少了。而且物业税出来后，房价不见得一定降。韩国就是先例，房产税出来房价反而涨了。
（4）提高农民的收入，是讨论的最重点。农民收入提高只有一个办法，大力推动城乡一体化。这个一体化是三个一体化的统一：城乡价格一体化，农产品价格和工业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要一致。十年前小麦就是1元1斤，现在还是；一出现通货膨胀，首先打压农产品价格。总理曾问农民为什么不养猪？因为养三头猪不如打一天工。如果放开猪肉价格，补贴居民吃猪肉，就有人愿意养猪了。所有价格都涨，只有农产品不涨，农民如何能富？如果政府不管猪肉价格的话，现在投入养猪所谓绿色食品的人一定会更多。
第二个一体化，城乡民生享受一体化。农民要和城市居民平等的享受民生支出。农民进城打工只能叫农民工，孩子只能在农村上学。这就出现了两个现象：一是留守儿童，全国有6500万之多。已经有报告分析，隔代抚养的孩子从小就有被抛弃的感觉，性格冷漠。“我看了30多所学校，以留守儿童为主的，他们的最大的愿望是，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这本来就是最正常的事。孩子放假了到父母打工地，如生死离别似的”。另外一个现象是：跟随父母进城，但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的孩子。迥然不同的生存环境和遭受的歧视，培养的是这些孩子从小就仇视这个城市。2011年北京突然取消1000多个农民工子弟学校令人匪夷所思，还有些出生在大城市的农民工孩子，从来没有回过老家，在熟悉而陌生的大城市里不知道该如何定位，这“第二代农民工”的问题能不能解决的好，关系到未来十年的经济稳定发展。
第三个城乡一体化，城乡产权制度一体化。农民产权制度应该和城市一样，但现状是农民的房子没有产权证，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宅基地和房产都是这样。他们的土地只有征为国有土地的时候，才有产权。但最近农民都搞明白了，“什么叫大产权和小产权，国家把利益拿走就叫大产权”。有些地方政府征地价格平均1.8万/亩，而转手一卖就88万/亩，这是近期频现强制征地和农民抗死征地恶性事件的源头。
（5）提高居民收入的第五条办法，提高弱势群体的基本收入。过去的办法是扶贫，但事实证明越扶越贫。要创造就业和创业机会，就业机会不单是企业的事，企业提供就业机会，政府提供生存机会。生存机会包括廉租房，孩子的教育机会，文化娱乐公共设施的搭建，生存机会的匮乏，就容易产生富士康“15跳”的社会事件。
佛山服务业很发达，但服务价格却不高，原因在于佛山提供服务的多是贵州的农民。当地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便宜的生存机会。魏杰教授调研了当地100家贵州人家，不出现天灾人祸，有十年他们就可以在当地安家立业了。“设想一下，如果农民可以带着土地入股食品企业？不是没人想到，而是归根结底还是农民那个土地没有产权，企业没办法登记。但退一步可不可以入股经营权呢？我们需要改变思维体系，从民富的角度考虑，很多事都可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