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萧条的阴魂不散
作为经济的晴雨表，全球的金融市场在2011年夏天被希腊债务困扰后，从2011年10初以来“莺歌燕舞”了几个月后，自2012年4月底以来，又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因为向前看的市场，又看到了地平线上经济萧条雾霾正在聚集，升腾，要笼罩全球。萧条雾霾的是“新”问题 – 政府债务，虽然政府赤字财政玩了千百年，但玩到政府频临破产的边缘，再玩就要“掉下悬崖”，却是近代史上不多见的，尤其是这些政府不是那些本来就贫困潦倒的几百万人的小国，而是有上千万，上亿人口的发达国家，世界上的第一大经济体-欧元区。
就常识来说，欠债还钱是正理，但还债的最好方式是开源增收，而这需要“经济增长”。不幸的是在“控制支出”成为借贷的条件下，欧猪4国因政府削减支出陷入经济萧条。这还不够，美国的评级机构先后跳出来搅局，下调这些国家的国债等级。直接的结果就是这些国家国债利息上涨。 时下这些国家的国债已经超过一年的GDP总额，在GDP萎缩的同时，债务利息升到6%以上，算术的答案很直观：现有的债务是不可能还清的，而且将日益增加 – 当复利为6.5%，现存债务11年翻番。此一时彼一时，同2007/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情势相比较，现在的大环境很不一样。
首先，欧美等国利息水平已接近0，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降低利率，从而刺激消费和投资的路已被堵死。其次，大多数国家政府已经是债务累累，指望政府增加开支来刺激总需求也障碍重重，加上债务机构捣乱，政府借贷的成本暴涨 – 新近标普公司警告要降低“金砖四国”的印度的“投资等级”，理由是其经济增长放缓，政府和外贸赤字上升，还有政府不稳定。当然，关键是目前的经济现实格外严峻。
2012年欧洲25国的GDP预计增长率为零，其中葡萄牙为-3.3%，意大利为 -1.3%，希腊为 -4.4%，西班牙为-1.1%。这些国家已经陷入经济萧条，随之的是失业率暴涨。2012年5月欧盟的失业率达11.7%。失业率最严重的是欧猪4国，葡萄牙为14.4%，意大利为 9.2%，希腊为20%，西班牙为23.3%。如果要拿年轻人（16-24岁）失业率来说事，问题更加严重。目前葡萄牙为29.6%，意大利为 31.1%，希腊为51.1%，西班牙为49.8%。
从GDP来看，世界其它主要经济也不繁荣。2011年4季度日本GDP增长率为-0.6%，其灾后重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印度央行最近下调其2012GDP增长率为5.2%，比2011年的8.4%低40%，而这个增长率目前还满载不可实现的风险，因为4月的工业总产值仅仅增加0.1%；巴西2011年GDP仅增长2.7%，主要受累于最后一季度仅增长0.3%；中国经济也不乐观。2012年GDP下调到7.5%并不是大事件，但连续7个月制造业采购指数下跌，让很多分析师担忧“硬着陆”。虽然神秘的力量操纵全球资本流入美国 – 美国国债两年利率居然可以成为负值（-0.15%），但8%以上的失业率，日益深重的政府债务，缓慢的增长，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在全球经济萧条中“一花独放”。
经济萧条雾霾正在地平线上聚集，升腾。。。，但政治家们和御用“经济学家”们却信誓旦旦的告诉我们，他们有能力带领我们避免任何经济危机，继续带领我们去实现稳定高速的增长，因为他们有比太阳还光辉的信心，还有各种力挽狂澜的“政策”和“举施”。对于世界各国政府的强势和霸道，我是深信不疑，但如果经济危机是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为王社会中的经济规律，那么政府无论多么强势，也该是回天无力。这样，经济危机不可避免。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引发现代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和规律是什么？ 让我们在简短回顾经济危机史中，来探究现实经济危机深层根源。
2. 生存危机
自从有人类，人类形成社会以来，就有首领和奴隶，富人和穷人，官爷和士兵。。。无论是世袭还是天资的缘故，社会上的所有人，在生产和分配社会创造的产品和财富时，不均等，也不可能均等，总是依照所谓的“二八定律”，少数人获得多数产品和财富。在物产不丰富的时代，风调雨顺,收成丰富时，少量的社会产品（粮食）能让多数人得以生存。但当自然灾害横行，尤其是连续的，大面积的自然灾害，以“二八定律”为基础的分配格局，就决定了大多数人将陷入饥饿之中。面对生存危机，为了生存而孤注一掷是所有人的本能，历史上，为生存抗争，通常引发饥饿群体的起义。斯巴达克思对抗罗马帝国，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都是被不均等分配逼得走头无路，为了生存的抗争。
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人类经历的经济危机几乎全是饥荒诱导的食品危机，食品危机是一切经济危机的根源，而食品危机又是“二八定律”结果。几乎所有食品危机都引爆血与火的抗争，对抗的结果，通常是改朝换代，在新朝之下开始一个不过分掠夺的，新的分配格局，幸存的人类在这个生存没有危机的新政下，重新开启新一轮的“二八定律”和人性“贪婪”膨胀的周期。
3. 生产过剩危机
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存的环境，从18世纪开始，一场以机器大工业代替以手工技术的革命兴起，大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能力，比如，在1770年到1840年，英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倍。随着工业革命席卷越来越多的国家，人类的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也增强了人类对抗自然的能力。食品短缺造成的生存危机得以缓和，而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对于保障人类食品供给居功至伟。
然而，“二八定律”并没有改变，人的本性也没有改变，因此，大多数社会生产的物品和财富总是流向少数人手中，这些少数人的财富积累日益增多。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鼓吹市场的功能和“看不见的手”的神奇，根本上是想打造一个公平，有效的社会生产与分配的平台。但人和人间的“初始条件”差异太大，市场运行在相当程度上受市场规则的制约，因而亚当。斯密的公平市场并不总是创造公平的结果。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就象江河流入大海一样不可改变。而人欲壑难满，为了满足贪婪，积累更多的财富，就需要生产更多的产品，但产品的价值需要市场来实现，而多数人却没钱购买。
自工业革命开始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就先后经历着局部的，全面的经济危机，而所有经济危机几乎都是生产过剩危机。早年的“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后来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多是资本在自我摧毁过剩生产能力无解时，为生产过剩的产品开辟国际市场而悍然发动战争。但这一时期，尤其是1900年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金融业的兴起，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危机同金融危机纠缠，在大多情况下金融危机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线。金融市场泡沫破灭，货币贬值，银行和金融机构倒闭等，都是金融危机的形式。从1870年代美国金融公司破产开始，在西方国家各类金融危机，常来常往，就像家常便饭，而真正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却是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
虽说商品价格下跌如木材的价格和农产品价格下跌是导火线，但金融市场的崩溃，金融财富瞬间化为烟云（1929年10月29日，美国股市崩溃，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巅跌入深渊，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从1929年10月29日到11月13日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共有300亿美元的财富消失，相当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总开支），造成的债务危机，银行倒闭，进而造成的资本短缺，国内外市场衰退，工厂关闭，大规模失业，在1932年美国失业率达23%，德国，英国等近30%劳动力没有收入。这对于刚被称为“新时代”，财富和机会似乎向工业化国家慷慨敞开自己吝啬的大门，整个社会对未来的繁荣趋之若鹜，就连胡佛总统也陶醉在“我们正在取得对贫困战争决定性的前夜，贫民窟将从美国消失”的盛世，打击是沉重的。而更让政治家们羞愧的，这场大萧条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无论列出多少缘由，但危机的根源是生产过剩。据当时的描述：“农业资本家和大农场主大量销毁“过剩”的产品，用小麦和玉米替煤炭做燃料，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使这条河变成“银河”（Milky Way）。危机的后果是悲凄的：城市中的无家可归者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了简陋的栖身之所，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称为“胡佛村”。流浪汉的要饭袋被叫做“胡佛袋”，由于无力购买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动的汽车叫做“胡佛车”，甚至露宿街头长椅上的流浪汉上盖著的报纸也被叫做“胡佛毯”。而街头上的苹果小贩则成了大萧条时期最为人熟知的象征之一。在那些被迫以经营流动水果摊讨生活的人中，有许多从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
正如著名德国经济历史学家弗兰克说：“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发展，既发展先进与财富，也发展贫穷与落后。发展贫穷落后比不发展更坏”。工业革命制造的贫富，制造相对生产过剩，最终引发自我毁灭的经济危机。
4. 凯恩斯的“伟业”
对于半杯水，可以有两种“表述”：（1）杯里的水只剩半杯了；（2）杯里的水还有半满杯。行为经济学的实验发现，当人们接受第一种表述，有70%的人口渴了也会忍耐一会，但当人们信服第二种表述，70%的人会立刻端起杯子来，痛饮“半满杯”。这个实验说明，表述方式可以改变人们的思维和看问题的角度，从而改变人们的行为。这事实上是凯恩斯理论的最大功绩所在：将生产过剩看成需求不足。
1930年代的大萧条折腾了近20年，最后是以世界大战的最残酷方式消除了生产过剩的危机，而其间还有一个均贫富的过程。金融市场崩盘，工厂在战火中毁灭，都是这些资产拥有者财富的消失，还有趁火打劫的政府，美国在二战时期曾对超过正常收入以上的富豪收入课税95%。这种严酷的经历让人们更容易对凯恩斯的“总需求不足”格外钟情，而被亚当。斯密冷落的政府更是要供奉凯恩斯，因为按凯恩斯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政府对于增加总需求大有作为，甚至对于消除经济危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二战以后，是凯恩斯的需求不足理论风靡全球，引领风骚的时代。政府，企业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要增加总需求。广告业的崛起，沃尔玛的《萨玛斯》之类批发俱乐部的扩张，等等，都是为了诱惑和迫使消费者买多，多买。但最终的银行业的加入，才让这些激发总需求伎俩的威力得以充分发挥。五花八门的信用卡和银行信贷让人们可以潇洒的挥霍未来，尽情的用明天来提升今天。在美国，现在47%的有信用卡的人欠帐，2011年12月底止人均欠14700美元。
而让经济真正转型成为“信贷经济”全仰仗“金本位”制度的废除。为摆脱越南战争时期美国社会失业、通货膨胀、国际收支赤字的困境，减缓美元暴跌、大量黄金外涌的危机，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该政策对外采取了两项措施：放弃金本位，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和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从而导致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确定的“美元与黄金挂钩，成员国货币和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
中央银行可以放开手脚的“开闸放水”，这不仅让凯恩斯的解决总需求不足的举施如虎添翼，更重要的是将经济带入了《信贷经济》的新天地。钱，用纸印刷的货币真正的成为经济的命脉。很多经济分析将通货膨胀，金融市场动荡归罪于废除“金本位”。因为这容许中央银行可以凭空创造“货币”，创造“需求”因而推高价格。但经济数据却表明，废除“金本位”后央行印刷天量货币，对于“经济增长”却功不可没。货币发行不再受制于黄金储备量，各国央行纸币发行量暴增，比如，1970年美联储以黄金为基础的对全球的信贷是1万亿美元，但2010年以纸币信用为基础的信贷超过了53万亿美元，40年翻了53倍。
天量信贷供应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有两个根本途径，一是通过借贷未来刺激和创造现时的个人消费，比如，目前美国家庭债务总额已达11.5万亿，人均3.5万美元；二是纵容政府借贷，肆意挥霍，比如美国政府债务2011年超过14万亿美元。这些以借贷为基础的支出都增加总需求。从1970年以来，世界扣除价格因素的GDP从15.6万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50亿美元，年增长率3%左右，是历史上最好的增长期，其中美国由4.2万亿增加到14.3万亿美元，年增长率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尽管美国等有天量货币发行，但在1970年代废除金本位后出现的激烈波动后，美国的通胀率自从1983年后，呈现稳定态势，近30年中一直波动在1.6%-4.0%之间。美联储发放天量货币不引发通胀，除了美元是世界货币外，货币成为欲望消费品，该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股市的数据该是个很好的证据：1972年10月至1982年11月道琼斯几乎没涨；但在1982年11月到1992年11月间，道琼斯从1039点翻3倍多到3305，然后继续上行，到2000年1月突破11900点，不到8年又涨了2.6倍。换句话说1982-2000年，股市财富增加了近12倍，即从1.3万亿美元增加到17万亿美元。而通过退休计划和个人投资参与股市的家庭2000年达5900万，占家庭总数的51.6%。
在另一方面，在对外贸易微不足道的环境下，经济增长也需要现实的购买力和市场支撑，就像乔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发明了照相机后，在他的工厂对所有工人实行“工资红利”，让工人们和他一起分享公司发展和增长的利益，而这么做也是效率和市场的要求，生产需要技工去满足发展的需要，而相机的普及也需要当地市场需求支撑。结果，柯达公司的发展，同时在纽约州，创造了两代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
金融市场的参与，经济增长对地方市场的需求，助长了一个庞大，也日益强壮的中产阶级。2001年，75%以上的美国家庭年收入都在2.5万美元以上，顶层的25%收入的起点是7.7万美元。政府实际上也乐淘淘的。经济增长带来税收增长，同时政府通过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美国在1951-63对个人收入20万元以上部分实行91%的税率后，1965-1987年间，高收入人群的个税税率降至50%-70%，1987年后再降至37%，形成了1%高收入人群付政府个税50%，近30%的低收入人群不纳税，15%的最低收入家庭享受税收补贴的再分配格局。而政府丰厚的岁入，使得政府有能力为最底层的家庭提供“食品卷”，“免费医疗”，“失业保险”，“养老金”等等。西北欧的国家竟然先后走上“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之路，最后，政府的财力（收支）到达GDP的50%左右。
其间，虽有各种经济危机，但多无大风波，且因为是“金融危机”，美联储，欧洲央行，IMF等出面提供“信贷”，这些危机都迎刃而解，就连198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1997的亚洲金融危机都被巨量新“信贷”轻而易举的化解了。无论如何，以增加总需求为出发点，辅之以“均贫富”，更有信贷经济推波助澜，二战以来，全球经济才有了“黄金增长时期”。但这样的黄金时代，被现代通讯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引发的全球化逐渐摧毁了。
5.全球化的祸端
七十年代末，以计算机，通讯卫星和网络为代表的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逐渐兴起，引发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科技革命和创新，其核心是信息传播的速度与范围日新月异，同时信息传输成本急剧下降，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手段，人类交往和交流的方式。这场革命将“信息”推到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和选择的前沿。计算机、电视、卫星、光纤、移动电话、互联网等有线无线等多种通讯技术，改变了世界的时间与空间，对于我们的经济运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革命性的改变了我们组织经济的方式，重新定义了社会经济的空间和距离。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生产，经营和组织的方式，改变了生产要素组合的时间和空间，同时改变，拓宽了要素和产品市场的形式，疆域和规模，使得“世界平坦”，让“雄心勃勃”的国家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企业，可以在全球的平台上，组织生产和销售，实现最有效资源配置。运用新技术去抢占国家和企业利益的先机，从而开启了全球化下全新的市场模式，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供给链管理，“技术转移”，“外包”，金融资本高速流动，等等应运而生。
同时，由于及时的，低成本的市场信息获取和交流，个人和企业的消费和生产决策效率将更高，公司的组织和经营方式也更加有效。这成为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没有先进的信息和通讯技术，货物，资本和人材在全球的流动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全球化依然面临各种制度和体制上的障碍和限制，但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奠定了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基础，促成了跨国公司的扩张和供给链管理的广泛采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的资源和劳动成本洼地，最终都会被贪婪的资本填平。
更重要的是，日新月异的通讯和信息技术和一落千丈的信息成本，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了行业和个人的经营方式和经济行为。尤其是金融业。由于先进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全球金融系统的电子化，网络化，促成资金/资本的运动速度可以用“秒杀”来形容，因为巨额资金从一个市场转入另一个市场，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几乎是瞬间可以完成（因各国金融监管原因除外）。同时，资金转移和金融产品交易成本大幅下降，电子和网络交易系统的建立，不仅改变了金融系统运作和金融市场交易的方式，而且促成参与金融市场的企业和个人数量的井喷。比如，美国最大的投资中介公司“忠诚投资服务公司（Fidelity Investments）”在1980年代初不到20万个人客户，现在仅网络帐户就超过1500万户（占美国总住户的15%）。现代通信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的功能 - 从服务到交易，金融业的主体 - 不单是银行，还有财力更大的“影子银行”，金融的交易方式 - 计算机程序交易，让交易变得毫无“人性”。
虽然全球的政治家们，几乎没有不讴歌现代通信技术进步所创造和奠定的全球化，不鼓吹“互利共赢”的“自由贸易”，但对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造成的颠覆性的改变却讳莫如深。事实上，全球化对现代经济实现了两大颠覆：（1）颠覆了现有的分配体系，让资本重新主宰了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分配格局；（2）颠覆了传统的金融功能，将金融服务转变成交易，从而让人性的贪婪可以发挥极致。
全球化下，资本流向洼地，追逐着最有效的资源配置产生的最大资本收益，并重新主宰分配。最突出的实例该是苹果公司。当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革命性的创新了个人电器产品，却只为少数苹果公司的股东创造1000多亿美元的巨大财富，而公司的工人和地方财政却几乎没有受益。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化生产和市场，其产品生产可以外包给远在千里之外生产成本最低的富士康制造商，结果苹果公司每部iPad的纯利润高达200美元，为销售价格500美元的40%，而中国工人生产iPad的人工费仅为每部8美元，（占1.6%）。同时，苹果公司产品的销售遍及全球而无须依赖地方市场，所以资本可以在全球平台上实现利润最大化。
这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偏瘫的，因为古典的市场规则不能规范现代科技,从而任由资本“按市场规则”流向洼地，一方面将越来越多的经济增长成果送给资本，形成了向资本献媚的分配格局。另一方面让经济增长促使“中产阶级崛起”的历史和理论成为骗人的谎言，因为只要资本自由流向洼地，广大的劳工要有明显的收入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工人工资上涨意味着资本转移，尤其是以出口为主，靠加工生存的经济不可能形成中产阶级，也不可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为苹果公司加工的产品的中国制造商，以“铁血工厂”臭名昭著“富士康”，从深圳迁往内地就是一例。
全球化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的“滴漏效应”，即经济增长最终会让穷人受益。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从1979年到2007年，在美国，1％的顶级富人的收入（通货膨胀因素调整之后）增长2。8倍，而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只有40％。进一步分析发现，如果1979年时的收入分配格局不改变，相比于1979年，2007年1％的顶级富豪的收入，应比现在的实际收入低59％，即人均少$ 780,000左右，而80％的中低收入人群，其收入将增加21％，比现在的实际收入人均多10,000元。
1979年到2010年间，在中国，占总人口万分之七的96万家千万富豪平均收入（财富）增加了近12万倍，主要是1990年后增加的。而同期，中国13亿普通民众，收入仅从年收入500元增加到15000元，只有30倍。如果不是存在资本为王的分配格局，这样的极度不公平的财富分配是不可能发生的。由于资本为王，主宰了经济运行和分配，我国30多年经济增长受益最大的竟然只是万分之七的人群。市场 - 被奉为公正，公平杠杆的“看不见的手”，按照其几百年不改的老套和法则，无视现代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对规则的新要求，将增长的成果大多奉献给顶级富豪们。结果，贫富不均日益加深，成为生产相对过剩的基础。
与此相应，金融现代化千百倍的放大了人性的贪婪。而随着“欲望需求”的膨胀，现代金融成为“投机，赌博”的新产业。在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世界经济最发达国家美国金融业的产值，竟然占GDP的34%左右。理论上，金融 - 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本是经济发展的产物，随分工和交换应运而生。然而，过去几十年，尤其是伴随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通讯和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加上金融自由化潮流，从金融的构成要素看，现代金融体系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我称之为：金融对象换位，金融主体变脸，金融业务倒置，结果投行，基金成为金融业的大鳄，纯粹交易成为金融的主业。从而全球的金融市场和交易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最佳平台和手段，这里成为掳夺平民的猎场，也是资本相互博弈的战地，还是国际资本殖民和掳夺发展中国家的前沿。金融本质上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和掠夺。而如果仅局限于一国的疆界来看，金融可以用大众博弈场来定义。
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新的增长动力”。事实上，人类创造的金融市场除了其一般金融功能，资本运作功能等外，其博弈和交易的特征，还让金融市场还具有满足人类“自我实现”的需求的功能。在马斯洛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中，“自我实现”是人类最高层次的需求。这是一种“欲望需求”，俗话说“欲壑难满”，这样的需求永远不会满足。在经济发达国家，人们穿的，住的，玩的都有“饱和”的极限，但欲望却无边无沿。
在这里，因为交易的产品是金钱，实现的价值是“欲望”，因此，人们称此为“虚拟经济”。但“虚拟”也生产GDP。提供交易平台的金融市场，服务和帮助交易实现的银行和证卷商，参与交易的投资银行，基金和个人等等，都能够从金融市场获得收益和利润，这就成为GDP的一部分。而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对于企业和个人都有相当的“财富效应”。当公司股价飙升，公司感觉“富有”，投资积极。当个人资产帐户资金增加，个人也感觉更加“富有”，从而增加消费。投资和消费都是拉动GDP的动力。兴旺的金融市场也让政府受益，美国“资本所得税”“公司利润税”的税率都是38%，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每赚100美元，政府要得38美元。所以，金融市场并非“虚无缥缈”，还实实在在的“增加收入”，“增加财富”，“增加税收”。过去几十年中，1999和2000两年美国政府出现财政盈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火爆的股市。
难满的欲壑，贪婪的人性，总是会不断的制造着金融市场的疯狂和失落，引发繁荣和危机。从人性的角度看，类似的，重覆发生的金融危机，都和理性回归，或是良心发现无关，主要是突发的“小概率事件”制造的恐惧的结果，也是少数人阴阳谋略的结果。无需追寻久远，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21世纪初年的《长期资本集团》的崩溃，2007/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是在金融市场上人们得意忘形，无所顾忌时被暗算，或“几乎不可能事件”的发生引发的。当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市场的资金链断裂，击鼓传花突然找不到下家，所有人不顾一切，夺命而逃，于是金钱游戏嘎然而止，巨大的金钱财富在瞬间烟消云散。就象2008年由于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当时美国的整个金融体系的金钱紧缺，所有市场，尤其是股市和债卷市场如瀑布般下泄。银行间隔夜借贷利率飙升，整个金融系统面临崩溃，因为“钱”瞬间烟消云散了。全球化带来的两大颠覆，一方面制造着日益加剧的贫富不均，另一方面催生金融泡沫，从而孕育着万劫难覆的全球金融动荡和生产过剩危机。
6.政府债务危机的真实根源
对于希腊，欧洲猪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近年来日益高涨的政府债务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太多的误解和错解。不少的解释将这些国家在台高筑归咎于“福利国家”，“忽视实体经济”，“超前消费”，甚至干脆指责“高福利造就懒惰”，等等。这些全都是误解。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现代通讯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化。首先，全球化促成了资本为王的分配方式，加剧了贫富不均，挤压了中产阶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资本流向洼地减少制造业的就业水平，同时压低现实工资。这使得维持凯恩斯“总需求”理论下的为最底层的家庭提供“食品卷”，“免费医疗”，“失业保险”，“养老金”等福利来增加总需求的成本暴增，因为需要福利支持的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口增加。
其次，政府的岁入减少，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岁入减少。当制造业，服务业随着资本流向洼地，企业税收减少。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更有全球金融化助力，合理避税也导致政府税收下降。而中产阶级发展空间被挤压，低收入，贫困人口增加，主要税收是来自个人收入税的政府收入下降，是不言而喻的结果。其间，更有金融的欲望和贪婪搅局，不时制造金融危机。在欲望需求在金融市场上获得满足的国度，金融业高度发达，如美国2007年金融业产值占GDP的 34%以上，因此也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而繁荣的股市和债卷市场，又是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扩张的动力。这样，当金融危机爆发，虚拟经济泡沫破裂的时候，政府税收减少，贫困人口增加。比如美国最近四年，贫困人口从原来的 9%左右，上升到 20%，而2009年政府的财政收入仅为3.6万亿美元，比危机前2007年5.1万亿美元少了1.5万亿美元，少了近30%。而在2008年6月到2010年10月之间，政府发放的失业救济金净增3200亿美元。虽然这保证了500多万因金融危机失业人的基本需求，但政府财政赤字也同时暴涨。4年中政府财政赤字净增加了5万亿美元。当入不敷出，还有借贷利息要付，日积月累，政府债务危机不可避免。全球化，才是发达国家目前债务危机的根源。
7.全球化下的相对生产过剩危机
简单的说，当今全球经济危机不可避免，根本上是传统的规范和管理市场与经济的体制和规则，无视现代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新要求，按照其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几百年不改的老套和法则，将增长的成果大多奉献给顶级富豪们，加剧贫富不均，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率为资本创造财富。结果，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在创造效率，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创造着几百年前工业革命所创造的相对生产过剩危机。1920年代末大萧条以来，人类为缓和相对生产过剩危机的所有努力，都被全球化毁于一旦。
因此，经济危机是资本扩张过程中一般内生性矛盾的全面爆发，是资本扩张和掠夺的必然结果。在全球化的平台上，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在国家间的发生，发展，表现形式及周期可能有差异，但危机不可避免，而经济危机的冲击面可能更加广大，破坏可能更加惨烈，后果可能更加严酷。而由于金融全球化和金融的贪婪，金融危机不仅伴随，引发生产过剩危机，还可能趁火打劫，掠夺其他国家，转嫁危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制造着不可避免的，危害更加巨大的生产过剩危机。
提出全球化相对生产过剩危机，只是在理论上证明了危机的必然性，但却无法预测危机爆发的时间和方式。也许正是如此，虽然这些年在网络和媒体传播中，各种唱空中国经济和中国 “崩溃论”甚嚣尘上，此伏彼起，但正如一篇帖子所称：“各类有关崩溃的标题都有，什么样看似深刻的内容都有。但是，事实是，从几年前就TMD喊叫崩到了今天，不仅没崩，街道上的豪车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堵塞，超市越开越多，电影院排队买票的越来越多，房子又开始排队疯狂抢购，那些女女们因为男人们没钱就白眼的现实不仅没减少，还越来越泛滥。。。”
然而，崩溃尚未发生并不等于不崩溃。虽然外在的力量和因素，尤其是政府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和各种投资与消费的举施都可以改变崩溃发生和发展的时间和路径，但如果引发经济危机的根源 - 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聚，相对生产过剩没有消除，无论政府多强势，都是螳螂挡车，不可能改变经济和历史规律，一切举施最多可以拖延崩溃的来临和缓和崩溃的剧烈程度。在这个意义上，诸多关于政府经济政策的讨论，功能和作用仅此而已。
但是，作为全球化最典型的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的神奇中国可能免除经济危机的灾难吗？在极度贫富不均制造的极度相对生产过剩条件下，还可以象某“大经济学家”高调的“中国还能高速增长20年”吗？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我以为，中国经济崩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繁荣表象下各种崩溃的迹象已经暗流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