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学研究生涂谦以72名中国落马官员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8成落马省部级官员在腐败期间，仍获晋升。腐败官员一般9年后才东窗事发。
涂谦是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中国青年报”星期五的报道说，根据涂谦的最新统计，中国目前查处的省部级腐败官员大部分为副部级，所占比例近七成。
涂谦对55个有明确腐败时间跨度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平均时间跨度为8.5年。也就是说，腐败官员在第一次贪污或受贿等腐败行为后，要将近9年才东窗事发。
调查还发现，除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湖南省高院原院长吴振汉等少数人外，有近80%的高官，在腐败期内的职务还得到了晋升。其中，何闽旭由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提拔为安徽省副省长。
深圳社会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博士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这份中国官员腐败报告由涂谦这样一个在校学生完成，本身就说明中国腐败现象极其严重，大家已经对贪腐问题已经越来越漠然。
刘开明说，涂谦的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无论是干部提升考察，还是纪检部门监督，都形同虚设。
“整个干部的升迁机制，基本上在一个完全不透明的状况下产生，民众、包括党的干部主管部门兼纪检部门，都没有能够很好地监督。”
涂谦在报告中称，中国高官腐败领域集中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且不少腐败高官同时渗透于两个领域，“复合型”腐败现象明显。
“中国青年报”援引中国大陆一些学者专家的建议，称要“建立合法的财产申报制度”，让“民众参与对官员的考核”，才能改善官员的贪腐现象。
刘开明认为，这样的提议毫无意义。刘开明说，“官员财产申报”提了很多年，实施起来都是作秀、走过场，而民众要来参与官员考核，更是没有可能。
“民众参与干部的任免，顶多是告知你，不会有任何影响。干部的选拔是党的组织部门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在很多地方也是党政机关一把手最重要的权利，不要说民众没有参与的权利，连党委成员恐怕都很少有参与权利。早几年就有人提出民主可以不搞，但是党内民主能不能先做。比如下个月就开18大了，能不能差额选举，7个常委，能不能提出10个、12个候选人来竞争。政治局、中央委员，能不能进行差额选举？能不能在18大的会议上，由代表们直接选举产生？这个都做不了，民众的真正民主（选举）更没有希望。”
刘开明表示，虽然中国近年来有60多万官员因为腐败问题受到处分，但这“60多万”，不过是冰山一角，中国大部分官员的腐败并没有被揭发。
刘开明说，加上很多因为贪腐等问题落马的官员，还能异地升官，更让很多中共官员难以抵挡权钱交易的诱惑、铤而走险。
“不如说一个普通民众如果他偷窃（或者其他经济犯罪），并不大的数额，却受到非常严厉的处分。但腐败官员可能涉案上千万，判的刑罚却非常低。很多受到处分的官员还很快复职，让民众强烈不满。”
石家庄连云港市市民相庆玉的儿子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的受害者。相庆玉告诉本台记者，他对涂谦的“中国官员贪腐调查结果”一点都不惊讶。
相庆玉说，毒奶粉事件后，很多涉案高官落马，但不久之后又在异地出任要职。这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在中国，官员玩忽职守、贪污腐败，根本无需付出代价。相庆玉说：
“习以为常、中国特色么！根本去不到警示作用，起不到惩罚性的作用，这只能让某些人更加肆无忌惮地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据报道，深圳大学研究生涂谦调查样本中的72名省部级腐败官员资料，均来自中国官方人民网、新华网等媒体的报道，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工作报告》和各级纪检机关的公开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