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温水煮青蛙”来描述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可能再恰当不过了。在经过巨大但却短暂的冲击之后，随着全球看似有志一同实则貌合神离的反危机行动，世界似乎重归平静。于是，经济学家开始重操旧业，用典型的周期性思维继续指点江山；政治家们虽然提心吊胆，但暗地里却一致庆幸：最危险的时间总算过去了。而那些危机最大肇事者的金融家们似乎比以前更忙、赚得比以前更多、声音比以前更响亮了。
达官显贵们依旧气定神闲，往返于各种峰会、论坛的景象似乎是要向人们暗示：他们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局面，世界也仍然按照过去的时钟乖巧地运转。总之，一切如常，无须担心。然而，危机真的过去了吗？世界真的回到从前了吗？
在金融危机之前几个月，我曾经在“大裂变”一文中，明确指示了全球体系离析的前景。结果，几个月之后，大危机呼啸而至。有朋友调侃：你乃神人。我回答说：谁也无法预测黑天鹅何时降临。我只是在陈述一个异常简单的逻辑：以美元为主的全球体系不可能在吸纳了地球上的全部人口大国之后，而不发生重大的结构性改变。回望二战之后美国体系的扩张史，波浪式的扩张—吸纳—危机的历史线索异常清晰。体系每吸纳一个重要力量，就会遇到一次重大调整，而这种调整往往是以为危机的形式出现的。在吸纳老欧洲及日本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在吸纳亚洲四小龙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之后，发生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吸纳全球最重要的人口大国金砖四国之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如果我们意识到在金砖四国之后，全球再没有可以推动体系扩张的吸纳对象。我们就会明了，发生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可能是体系扩张的最后一幕了。而这一幕的主要剧情将是世界体系的裂变和重构。毫无疑问，这种改变将意味着剧烈的对峙、紧张、冲突甚至战争，直至一种新的全球稳定系统的出现。在此期间，随着全球体系扩张的停滞以及之后的萎缩，总体性的经济低迷将一直持续。至于它以何种事件肇始，以何种形式收场，持续多长时间，恐怕谁也无法知晓。我一直认为，现在也依然认为，2008年的次贷危机只是全球市场体系瓦解的开端，是一连串危机中的一个。在我看来，次贷危机甚至远不是这一连串危机中最具有破坏性的一个。次贷危机之后的这几年中，危机从未消停。欧债危机、美国评级危机陆续有来，这表明的是：我们仍然身陷同一个大型危机之中。简言之，我们从未离开过危机。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超乎寻常的反危机措施，通过直升机撒钱的方式刺激经济，但时至今日，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仍然萎靡不振。时髦的定量宽松，甚至已经沦为可疑的毒药。美国的刺激政策，或许是一次必然要进行的赌博，但也是一次一开始就注定要输掉的赌博。三年之后，那些一贯以周期性思维观察世界的人失算了，那些将自己的经济政策押宝在美国会像从前那样很快恢复的战略家们失算了。对此，斯蒂格利茨先生无奈的讽刺道：“如今，问题的严重性有目共睹，人们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信心：即相信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措施，情况都会恶化。现在看起来，经济长期低迷好像还是一个乐观的前景”。
作为全球体系的发动机，美国的这种前景所可能演绎出的全球后果不言而喻。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一直顽强地试图向人们揭示这样一种前景：美国经济将日本化。我的意思是说，美国经济将会陷入日本1989年之后那种不死不活的状态。现在看起来，正如斯氏所言，这的确还是一个不错的前景。对于那些依然沉浸在镀金时代亢奋情绪中的人们，要他们突然相信一种灰暗的全球前景，是需要一种顽强的意志的。这就像我们告诉那些刚刚在泡沫中尝到甜头的人们泡沫即将破裂一样不合时宜。
在刚刚过去的几天里，标普下调美国评级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一位美国投资家非常敏锐而又及时的评论道：“鉴于美国占据着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上周五的评级下调，将逐渐侵蚀其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的地位——从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到美国金融市场作为其它国家存放储蓄最佳场所的地位。这将削弱美国作为全球支柱的有效性，加速向多极体系不稳定的转变。”这就是2008年以来我一直向人们揭示的所谓全球体系的大裂变。既然支柱已经坍塌，接下来的景象就不问可知了。剩下的悬念只是时间及形式问题。对于那些依然生活在过去的人们来说，我们应该非常明确的提示他们：世界真的不同了，我们正在滑向一个充满未知的新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日本化的全球前景虽然令人沮丧，但的确算得上一个不错的未来——因为他多少具有某种可以描述的令人安慰的确定性。
那么，更加不测的未来是什么？
金融危机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一片哀鸿中的绿洲，也由此构成了绝望者对新世界的唯一想象。在中国，由于采取了超大剂量的刺激政策，经过短暂而急速的探底之后，经济迅速拔地而起。股市繁荣（不断创造全球纪录的IPO数量及IPO金额即为明证），房地产泡沫非但没有垮掉反而更上层楼，GDP更是继续以飞奔姿态领袖全球。在整个危机中，中国人不仅丝毫没有感受到危机的痛苦，反而由于服用了过量的兴奋剂而感到十分欣快。以心理学的眼光观察，危机之后的中国，实际上处于一种典型的催眠状态。所谓催眠，指的是一种无意识支配状态。看似清醒实则迷糊，期间伴随着诸如幻听、幻觉、注意力的高度集中无视其他现实状态的现象。梦游即是深度的催眠状态。观察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无论思想界还是民间，实际上都处于一种梦游状态。也难怪在此期间，中国模式被叫得整天介响了。庞氏游戏的始作俑者庞兹曾经非常精辟地嘲讽过：“当一个人对某一事物的看法固定时，他可能与瞎子差不多了。”想当初，这位波士顿骗子大概正是利用人们这种普遍的错觉大发横财的。
我一直以为，中国近2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从属并依附于全球体系最新一轮扩张的，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全球体系扩张的一部分并以其作为外部条件的。不仅如此，除了主动的内部改变之外，中国在1990年代的制度变革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全球体系扩张的一种适应性变化。换言之，中国1990年代的制度变革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结构是深嵌入全球体系这个更大的结构之中的。没有这个更为宏大因而也经常被观察家视而不见的结构，中国对应于这个外部结构的内部制度也就丧失了用武之地，由此而生的经济增长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脱钩论”（及所谓新兴国家可以与发达国家脱离而单独增长）实在是一种可怕的误导。一句话，外部结构环境的裂变将倒逼中国内部制度的新一轮变革。
从中国内部看，正像我已经反复指明的，其制度结构中也酝酿着巨大的裂变力量。此处不赘。需要提示的是，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可能提前引爆并加大这一内部裂变力量。这两种裂变力量连环引发，相互激荡，在推动中国内部结构突变的同时，也将推动全球体系结构剧烈重组。显然，我们正处于这一历史进程之中。
金融市场总是提前反映即将发生在实体层面的危机。作为全球体系的金融中心，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预言的实际上是全球体系的实体危机——是属于那些深深嵌入这一体系的所有民族国家的危机。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全球的未来。发生在中心地带的金融危机由于具有巨大的短期冲击力而引人注目，而分散在全球的实体危机就远没有那样夺人眼球。它缓慢，低调，但却更具有毁灭性。这个过程难道不正是“温水煮青蛙”最确当的例证吗？
在当今这个无远弗届的全球体系中，四处都布满了可能被引爆的地雷。2008年美国爆了，2010年欧洲爆了，2011年欧洲美国又爆了。超出所有人预料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连环地雷爆炸，至今还在延续。不过，在我看来，发端于2008年的全球体系危机最猛烈的爆炸，还没有到来。基于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更缺乏稳定性的经济结构的理解，也基于对他们在2008年之后货币泛滥的理解，我倾向于认为：最猛烈的危机将来自新世界——那些被人们寄予无限希望的全球新贵们。这可能才是始于2008年的全球体系危机的正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