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一年一度公务员招考，2013年度的考试又拉开了大幕，真是盛况空前，一年胜一年。此盛况远胜高考盛况，称为“千军万马抢过独木桥”一点不为夸张。中国最早最低的高考录取率不低于百分之一，逐年走高，如今若包括民办大专院校录取的考生，许多省市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而国家公务员的“录用率”，从百分之一起步，行情不断“暴涨”，到今天许多岗位达到了惊人的千分之一！就是说，某个公务员岗位招收一名，报考人数达到甚至超过一千名，最终只能录取一个人，九百九十九个人都要落选。明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结果，因何还要做这种劳命伤财的蠢事，甘冒落水溺死的风险呢？缘于大陆人把“公务员”定为“官”，“以官为贵”、“升官发财”，早已在大陆蔚然成风！风靡神州！
这是一出喜剧。而最近又发生了一起悲剧——
河北省某乡村有一个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小伙子，读研期间就渴望当公务员，端“金饭碗”。毕业后什么工作不做，情愿在家种地，年年等待公务员招考，可惜屡试不中，酷似古代“范进”。乡亲们象当年“胡屠户”讽刺“范进”那样，把这个小伙子当作教育子女的反面教材，说他花了家里那么多钱，读了那么多年书，连个公务员都考不取，真是个大废物。小伙子本人颇有“范进精神”，一点不在乎。今年继续报考，发誓不中举不罢休。他父亲听说儿子今年还要报考公务员，乡亲们的流言蜚语又不停地传进他耳朵里，实在羞于见人，愤而自杀身亡！
这样的悲喜剧在大陆年年都有上演。
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刘少奇的“入党做官论”，将“毒根”挖到孔丘的头上，说这是“学而优则仕”的翻版。那时候把“优”解释为“优秀”，学习的目的是为做官。“文革”后又说刘少奇并无“入党做官论”，孔丘的“学而优则仕”的后面还有一句“仕而优则学”。孔丘的本意并不是学得好便做官的意思，“优”应作“余力”讲，孔丘是提倡做学问之余可以为官，为官之余应该做学问。
刘少奇有无“入党做官论”姑且不论，孔丘“学而优则仕”的本意姑且不争。廿一世纪的中国大陆的现实，倒是“入党做官论”大泛滥，“学而优则仕”（作“优秀”解）大风行。
唾手可得若干此类现象：小、中、大学的校友聚会，无不自觉地把官衔高低放在首位，将现任官衔最高者奉为上宾。清华大学有位当年负责65届、66届学生分配工作的教授，撰写回忆文章时，情不自禁地披露，经他当年分配的毕业生中有胡锦涛、吴邦国、吴官正……至于学术界名人，对不起，一字未提。（见《炎黄春秋》2009年7期28页）据传，著名作家刘心武每每接到请帖，首先要问：有无高官出席？若回答有，立马婉辞。他的解释是：决不是针对官员本人，实在是看见“攀龙附凤”的众生相，心里不舒服！如果说这些属民间自发“排座次”，官方的正式排位同样未能免俗。笔者的高中母校是赫赫有名的百年名校扬州中学，百年来虽然培养了近百位两院院士，好多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领军人物。但是，无论是校史陈列馆，还是校史纪念册，排于首位的都是江泽民，排在第二位的都是胡乔木，尽管朱自清的文学成就远在胡乔木之上，但朱无官位，只能退居其后。至于那些两院院士，更是后之又后了。笔者初中母校是一所农村中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校，五十几年历史。四十年校庆时，最高官员是一位省级宣传部副部长，校史陈列室内无疑占头把交椅。可惜好景不长，此君酒桌旁不幸猝死。到五十周年校庆时，此人不便再提。另有一位校友当上更大的正厅级官员，马上占据了猝死高官留下的头把交椅。毫无疑问，建校六十周年、七十周年时，校史室的第一把交椅仍然可能更换新的高官。
2009年9月3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则“小新闻”：广州某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报到时，老师问一位新生：“长大了想做什么？”新生毫不犹豫地回答：“想做官。”老师又问：“做什么样的官呢？”老师提这个问题的本意很可能是希望新生回答“做个好官”，或者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官”，可是让老师大跌眼镜的是，新生竟然大大方方地回答：“做贪官。”老师肯定生气了，责问该生：“为什么要做贪官？”新生毫不避讳地答道：“贪官有很多好东西。”老师摇头不止，惊诧不已！这是小学生之过呢，亦或是学生家长之过呢，还是“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社会风气之过呢？2012年九月，有人在《人民网》上公开叫嚷：“为升官发财读书，有什么错？”是啊，人各有志，作为个人，他把读书的目的定在“升官发财”，有何错误？这全是“以官为贵”、“以官为荣”的党风、民风带来的严重后果。个体人不负有任何责任。人人都为“升官发财”而读书，个人的前途可能一片光明，中华民族的前途就大为堪忧了！
盛世修谱修志，如今算是“盛世”了，修谱修志成风。无论家谱族谱，无论县志市志，都以有无官衔、官衔大小论英雄、排座次。与封建社会修的谱志没有任何原则性区别。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怪现状吧？
以上细节有力地证明，“以官为荣”、“以官为贵”之风已经刮到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已经浸透于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
当代中国“官本位”之风刮得有多大有多狂？举三个数字足可证明。
第一个数字是国家发改委离休干部余孚披露的：我国的公务员职务消费从1978年到2005年的28年中增长了140倍。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4％增长到24％。现在接近四分之一的年财政收入用于公务消费。每一个中国人负担的行政管理费平均从20.5元增加到498元。每一百万美元GDP负担的公务员人数，中国是39人，美国是2.31人，日本为1.38人，中国是美国的17倍，是日本的28倍。这是不是日本迅速从战败国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的秘笈之一？而刚刚执政的民主党还在批判自民党60多年执政期间国家机关臃肿、官僚作风泛滥。与当代中国相比，真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啊！
第二个数字是每年全国招考公务员时，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不约而同争先报名、趋之若鹜。前几年，几十人争考一个名额已经让人吃惊，近几年竟然发展到几百人争考一个公务员岗位。东部发达地区，某些吃香的岗位，一个岗位争考的人数甚至超过千人，可以说是蔚为壮观，也可以说是令人怵目惊心。不管怎么解释，都是全球第一、全球惟一，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奇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前后，恰遇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又掀起了一股“嫁‘碗’族”风潮。此“碗”为铁饭碗。如今大陆能称“铁饭碗”的惟有公务员。二十世纪最初几年，女白领们（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流行的是“嫁‘钱’潮”，谁有车有房，谁有店有厂，不管是二奶是填房，不管是博士是文盲。她们风趣地说白毛女为什么不嫁黄世仁，真是傻到家了！到2008年，观念彻底变了，自己没有考取公务员，自己端不上“铁饭碗”，决心这辈子当“嫁‘碗’族”：只要他是公务员，当然有官帽更好；只要他没有正式夫人，当然初婚更好；只要他没有到退休年龄，当然年轻更好。她们重新评价白毛女了，称赞白毛女目光远大：不嫁黄世仁，誓嫁大春哥。黄世仁遇到“劫富济贫”，马上一文不名；遇到金融危机，马上一贫如洗！大春哥多好——参军、入党、当官，捧上了“铁饭碗”，老了成为“离休干部”。白毛女真是我们“嫁‘碗’族”的祖奶奶！有人风趣地说，中国古代建造了万里长城，是世界第一；二十世纪毛炫耀文化大革命是世界第一；当代中国又创造了“官本位”的世界第一，“嫁‘碗’族”的世界第一。虽然评不上诺贝尔奖，却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吧？
第三个数字是深圳有关部门披露：深圳市要招聘一位教育局长，报名者中竟然有十五位著名大学教授。虽然这位官员感到不可思议，但这是确确实实的现状，决不是虚构，也没有夸张。十五个大学教授争抢一个市级教育局长的新闻很快在网上流传。有人跟帖称：“简直不可理喻”、“百思不得其解”。笔者倒以为这很好理解。
首先，“以官为荣”、“以官为贵”风气的形成，是在彻底摧毁民众头脑中“以知识为荣”、“以技术为贵”的思想基础上而树立并发展起来的新价值观。中共建政以前长期形成的“一招鲜，吃遍天”、“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等老思想，中共建政之初产生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知识就是力量”等新思想，经过反右斗争、批判白专道路、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运动，已经从民众头脑中彻底摧毁得干干净净，形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臭知识分子”、“臭老九”、“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无需解释，这个“好爸爸”当然是当官的爸爸！）不用交待，出身于官宦之家的新一代，当然地追求仕途；没有当官爸爸的年轻一代，对自己没有个好爸爸已经悔之晚矣，当然要下决心从自己做起，为儿子找个好爸爸了！
其次，是对官员至高无上权力的肯定。中共建政六十多年来，不断地鼓吹：“党领导一切”、“外行领导内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个几近文盲的老革命可以任科研机构的党委书记，不仅领导教授、研究员，还要监督他们的思想改造，甚至将他们打成“右派”、“臭老九”，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政治家与科学家的权力，一个是掌控着知识分子的生杀大权，一个是自己的生死被官员掌控，简直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49年以前过来的老知识分子，49年以后出身成长的知识分子，谁不想钻进官场当官，谁还愿意钻进实验室当科学家呢？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政治家与科学家的经济地位不在一个档次。当然，若仅计算工资，当官的工资不算太高，科学家的工资不算太低。据说，中共建政初期，毛的工资还低于民国社会留用的某些高级知识分子。但这仅是阳光下的收入，这笔收入对于科学家来说，几乎是收入的全部。而对于官员则是合法收入中的很小一部分。更大更多的收入来自“月光下的收入”，又称作“灰色收入”，主要体现在“三公消费”加“小金库”。所谓“三公消费”即公费出国、公款吃喝、公交车私用。所谓“小金库”，说小一点属领导人的“私房钱”，说大一点是领导者的“私人银行”。这“三公消费”每人每年平均花多少，执政党不会公布，外部人当然无法准确统计。不过有一些数字可参考。从网上查到东北一位区委书记（地级市的区，相当于县团级），因为公车制度改革，他一人每年可得“车补”八万元。小小区委书记，月工资绝对不可能超过五千元吧，那就是说，“三公消费”中的一项——公交车费，已经超过本人工资收入。以均衡计算法类推，得出每个官员的“三公消费”至少是工资的三倍以上。至于“小金库”，那是自己给自己发“奖金”的，每月每年每人到底发多少？所谓“小金库”都是带“长”字号领导人掌管的，全国带“长”字的领导到底有多少？以100人中一个公务员，50个公务员中一个“长”，粗略计算下来应该不超过80万人。据国家审计署官员透露，经测算，全国的“小金库”每年至少在827亿元以上，80万带“长”字的人物平均摊派，每人可得十万元。审计署官员承认：“全国到底有多少小金库，每个小金库有多大规模，谁也说不清楚，谁也查不清楚。”既然国家审计署都说不清弄不明，那只有神仙知道了！科学家哪里去得到这一大笔“灰色收入”呢？如果再计算索贿受贿、买官卖官，官员的真实收入那就大得惊人了。小小的县委书记，甚至乡党委书记，只要他东窗事发，受贿加来历不明的财产，几百万元的比比皆是，几千万元的不乏其人。谁心里没有数，贪官在官员中的比例高得惊人，足见官场受贿的机会太多太多了，太容易太容易了！一位因买官卖官而落马的中共县委书记曾在法庭上公开宣称：“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科学家有这样的机遇吗？有这种可能吗？即使你是世界级的著名科学家，中国人有谁会向你行贿呢？除非你是科学院、所的党委书记、院长、所长，那些属官员，不是纯粹的科学家。即便如此吧，与国土部门、建设部门、交通部门的官员们相比，能收到的红包仍然属“小儿科”。只有阳光下的收入，没有灰色收入，没有红包，大学教授的经济收入不可能与市级教育局长相提并论啊！十五位著名教授争夺一个市教育局长，有什么奇怪呢？有什么不可理解呢？举一个当代的极端事例：上海海事大学在读女研究生杨元元2009年11月26日在宿舍卫生间用长筒袜自缢身亡。自杀原因是贫穷！她6岁丧父，寡母含辛茹苦将姐弟二人拉扯大。她2002年武汉大学毕业当了七年教师，用自己的工资供弟弟读博，自己又离职考取上海的研究生。她把母亲接到上海治病，住不起医院，住不起宾馆，本想让母亲住进自己的宿舍，但学校规定家属不准住学生宿舍。无奈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房里连一张床都没有！自杀前夜，她陪母亲睡在出租房的地上，半夜里愧对母亲说：“地上好冷啊！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和弟弟学了这么多知识，我们家的命运怎么就不能改变呢！”早晨回校后就上吊自杀了。这就是当代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
江泽民高中读的是扬州中学的“工部”，按现在的分类，不属“普高”，而应称为“中专生”。大学读的是机电系。如果不是大学毕业后即迎来了中共建政，他自己奋发努力，此生最大的成果可能是成为一名机电专家。即使梦想成真了，政治待遇、经济待遇、社会待遇能和现在相提并论吗？江泽民多亏“与时俱进”，及时转换人生奋斗方向，以业务为平台，努力朝官场迈进，最终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职时的风光不提，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接班人胡锦涛为了感恩戴德，将他在职时由秘书班子代笔的文章、报告、批示、文件等等，统统搜集起来，出版了厚厚三本《江泽民文选》，不仅得到“著作等身”的青史留名，更有数百万元的版税。哪一位科学家的人生有如此幸运如此辉煌呢？
胡锦涛是清华大学1965届水利系本科毕业生，分配在水利部门当技术员。他如果一门心思钻研技术，充其量成为全国闻名的水利专家，即使成了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总设计师，政治待遇、社会待遇、经济待遇、生活待遇能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平起平坐吗？恐怕相差不止一二个档次吧？
吴邦国是清华大学1966年无线电系的本科生，分配到上海电子管三厂当工人。如果他钻研业务，成为电子方面的著名科学家，即使超过两弹元勋邓稼先，无论哪方面的待遇，能与全国人大委员长媲美吗？
吴官正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在清华大学动农系读研，如果他沿着读研、读博的的路子走到底，最后会成为农业机械专家。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就这么个现状这么个水平，即使第一流的农业机械专家，又能有多大的作为、多大的出息？与他“弃学从官”，最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无论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等等一切方面，难道不是天壤之别吗？
有人说，中国已经设立了科学技术进步奖，最高一等奖的奖金已经达到五百万元，科学家的经济待遇还低吗？我们且不谈几年评一次、一等奖经常空缺的情况，就是每年评一次，每次都产生一等奖，象袁隆平、吴文俊等杰出的科学家全国能有几人？袁隆平一生风里来雨里去，赤着双脚绾着裤管，创造出世界第一，也是世界惟一的双季杂交水稻，解决了中国数亿农民的温饱问题。他的一生精力、一生心血，只换得一次五百万元奖金。与江泽民相比，在职时不用自己动手，由秘书班子代笔的各种文稿，退休后由接班人结集出版，仅版税就得到数百万。有一位外国商人撰写的“江泽民传”，书名叫《他改变了中国》。作为中国人，至今不清楚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改变了中国什么？倒是胡耀邦和赵紫阳想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袁隆平确是凭着独创的水稻新品种，不仅改变了中国农民的贫穷状态，同时改变了全世界数亿贫困人口的生存状态。与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相比，区区五百万元的奖金，根本不匹配。
许多友人以为敝人的观点太绝对化，为什么“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国风就一定会阻止科学家的诞生成长之路？为什么不能双荣双贵、共荣共贵？对于这种折中主义观点，敝人实在不敢苟同。伟人毛泽东告诫我们：“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贵有自知之明。”折中主义者恰恰忘记了伟人的教诲，忘记了人不是神不是仙，忘记了只要是有血有肉的凡天俗子，每个人都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脾气。如果党风、民风、国风强行要求每个人都朝着政治家的标准去努力，其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笔者始终固执地认定，官员的诞生成长之路和科学人材的诞生成长之路，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两条路。
因为政治家与科学家的基本素质是完全不同的。无论是政治上、思想上，还是道德上、性格上，两者的标准和要求都是各异的，有些甚至是根本对立的。政治家的缺点甚至错误，很可能恰恰是科学家所必须的素质；而科学家的许多优秀素质，很可能是政治家的致命缺点。为了便于论述，试以温家宝为例。他当官可以是人民的好总理，还成了中国第二“好人”（据说第一“好人”是胡锦涛），但绝对不能成为李四光的接班人，成不了优秀的地质学家。
温家宝大学读的是北京地质学院，最初是分配到西部地区的勘探队。一般情况下理应象钻机那样往地质科学的深处钻探，并有希望成为地质勘探方面的专家。但他走的是“学而优则仕”之路，朝着仕途努力发展。先当业务官，再当政治官。当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时，不巧遇上了“六•四风波”。他及时改变政治立场，与总书记赵紫阳划清界限，与时俱进，站到邓小平、江泽民的立场上。这是政治家必要的“政治品格”。作为地质学家的李四光，对政治无须考虑，完全可以不屑一顾。他可以为蒋家王朝搞勘探，也可以为共产党政权搞勘探，可以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也可以在赵紫阳领导下工作。如果他关注政治、服从政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放在首位，他就不会成为科学家而成为政治家了。敝人的乡贤、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他年轻时曾为蒋介石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铁路大桥——钱塘江大桥，中年时又为毛泽东设计建造了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这样糊涂的政治立场，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全国著名桥梁专家的地位。其地国家的科学家更是如此。据说第一个制造原子弹的专家是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效劳的。即使这样，不可能否定他在原子弹发展史下的成就和地位。
政治家首先要确立报效国家、服务民族、立志当好民众公仆的思想。温家宝具备了这种素质，哪里有困难哪里上，哪里有危险上哪里。冰雪、地震、洪水，每一次大灾大难，第一线上总会出现他的身影，所以被民众誉为“好总理”、“大好人”。作为科学家，便无需首先确立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服务的思想。科学家是以科学成果客观上实现为国家为民族或者为人类作贡献，不需要主观上刻意追求。他可以为中华民国服务，也可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甚至把国家和民族都放到一边。象美籍华裔科学家那样，在异国他乡摘取诺贝尔奖，无论如何不能称其为“汉奸”。举个绝对的例子，如若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三十年以上，汪氏政权存续三十年以上，作为艺术家的梅兰芳应该蓄须拒演，作为科学家仍然无需中断正在进行的科学实验。因为艺术属社会科学，具有政治属性；科学家搞的是自然科学，没有政治属性。在伪政权时期搞出了科研成果，无论如何不能扣上“汉奸”的帽子。
好官应具备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先人后己的道德品质，要树立“雷锋精神”。雷锋是“活学活用”积极分子，是共产党员，是“五好战士”，是红色辅导员，是民众心中的“大好人”。但雷锋本人和“雷锋精神”不可能培养出专家学者。这并非故意贬低雷锋和雷锋精神。笔者当年在部队当兵，雷锋牺牲后，战友们常常私下里议论：雷锋的军事技术实在不咋的！作为汽车兵，指挥别人倒车，竟然撞倒电线杆，砸到自己头上。如果砸死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无疑是一起重大的责任事故。他从来不是汽车驾驶“技术能手”，更不用侈谈机械专家了，评上“五好战士”，仅仅是军事技术“合格”而已。所以笔者斗胆说，雷锋即使不牺牲，若要求他成为与汽车相关的机械专家、动力专家，那是勉为其难，或者说是不切实际的苛求。雷锋本人不能成为专家学者，雷锋精神更培养不出科学家。雷锋精神对于科学家来说，是完全不需要的。科学家的道德是“个人主义”、“个人第一”、“个人为中心”、“自我表现”，要一切围绕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验，“唯我独尊”、“唯我独优”、“唯我独行”、“唯我独成”。如果处处想到别人、服从别人、服务别人，那他只能当官、当好人，永远成不了科学家，更不可能取得前瞻性的、独创性的科研成果。
从性格上讲，政治家需要的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鼓励先进、勉励后进，要团结绝大多数，必须信仰中庸之道，具有敦厚长者的的风范，要“吾日三省吾身”。当科学家最必要的性格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要奋进，要攻击，要“撞倒南墙不回头”，是典型的“强牛筋”。否则，他不可能搞出独创性的科研成果。笔者在这方面有切肤之痛，因为从小争强好胜，干任何事都想付出最高代价、最大努力，力求成为所在单位最能干最优秀的角色。我的追求、我的性格、我的努力、我的智商，保证了前半生总是如愿以偿。理解我的人，夸赞我“样样行”，但是党组织和大多数不及我的人却批评“样样行”是严重的骄傲自满、典型的个人主义。党票没有拿到，官帽更没有戴上，至今仍然是无党无派的平民百姓一个。但几十年奋斗终于实现了“草根学者”之梦想。
总而言之，对于人生来说，政治家需要“全才”素质，科学家需要“偏才”素质。评价官员有很复杂的体系，评价科学家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有没有创造出领先于世界、全国或本地区、本领域的科技成果。没有任何第二条评价标准，也不需要附加其它任何条件。网上对水稻专家袁隆平喜欢玩车说三道四，执政党不闻不问。而有人要求政府机关公开“三公消费”情况，却被执政机关定为“间谍”。这实在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袁隆平玩车是个人爱好，玩的是私家车，何错之有？“三公消费”是政府的腐败，反腐败却被诬为“间谍”，这样的党风、民风、国风不彻底铲除，国家和民族能够兴旺发达吗？据说，国外对足球队和球员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进球多少。即使打架斗殴、招妓嫖娼，只要不触犯刑律，一概不予过问。触犯了刑律，由法律制裁。这样就给足球营造了十分宽松的环境，这是不是国外足球运动兴旺发达的宝贵经验？岂不是更符合邓小平关于“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中国足球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正是管头管脚、管衣管饭，什么都要管，就是不管进球数。即使你是“优秀党员”、“活雷锋”，上场总是输球，你可以去当官，但绝对不是合格的足球运动员，必须“炒鱿鱼”。
据《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47期披露，中国科学院当年新增35名院士，80％以上肩佩各式各样的“官衔”。中国工程学院当年新增48名院士，85％以上头戴各式各样的“官帽”。60岁以下的新增院士，100％是在任官员。就是说，一个人退休之前，没有官帽就当不了院士。孔子曰：“学而优则仕”，共产党将其颠倒过来，变成“仕而优则学（学衔）”。应该说，官场有官场的“潜规则”，科研有科研的“潜规则”。笔者不敢肯定，用尽一辈子精力，能不能把官当好，但笔者敢于肯定，用尽一生的全部心血，不一定能攀上当代科学最高峰！官员当院士，是否意味着他的精力在官场绰绰有余？院士当官员，是否意味着他的科研成果已经领先于世界？可至今为什么又无一位中国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呢？这难道也是西方人对共产党的政治歧视吗？官员头上加一道“院士”光环，当然更加荣耀；“院士”头上加一顶“官帽”又有何用呢？难道这不是对科学的“亵渎”，不是对科学家的侮辱？！
君不闻大陆盛行一句顺口溜：“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士’不如一个‘仕’！”执政党公开炫耀，大学生是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最大群体，岂不证明大学生的人生追求都是“入党做官”，你还能指望“科学兴国”、“科学强国”吗？！
有人诘问：精英人才为什么不能涌向官场？笔者并非反对精英当官，中国官场确实需要如朱镕基、温家宝这样的精英人才。笔者反对的是“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国风。这种风气只能培育政治家，不能培育科学家。古代社会因为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更少，所以造成了明君治国、清官辅国，国家兴旺的现象。比如贞观盛世、康乾盛世。现代社会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近三百年的世界史已经充分证明，清官可以把国家治理得天下太平，忠臣可以把国家保卫得固若金汤。但是，清官不能救国，忠臣不能兴国。只有科学才能救国，只有科技才能兴国。笔者担忧的是，如果“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国风得不到彻底改变，廿一世纪的中国经济要想领先于世界，廿一世纪的中华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之林，恐怕美梦难圆。
执政党认为，中国科技发展不迅速，决非“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风气所造成。而是源于青少年一代的想象力、创造力低下。哪么笔者要问:中国青少年一代的想象力、创造力哪里去了？执政者又把根子挖到教育制度上，断言现行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是扼杀创造性人材的罪魁祸首。我们承认这有一定的道理，中国人从小接受灌输式的教育，很可能是六十多年大陆无人问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重要原因。但是，为什么六十多年没有能培养出一位如季羡林那样的学术大师？这难道也应该由教育制度承担主要责任吗？笔者以为，六十年不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仅是扼杀想象力、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总根源应是“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国风，是长期以来这种“官本位”风暴湮灭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才是真正的最大的最残酷的罪魁祸首！即使是被人诟病的当代教育，不也是党管大学、党管学术、党管教授造成的后果吗？大学为什么要设党委，大概除了共产党政权，上下五千年世界五千年，都是绝无仅有吧？到底大学的权威是校长还是党委书记？到底学术的权威是教授还是党总支书记？这些本来简单明了的事情现在反而弄得模糊不清了。因为在学生的心目中，党委书记高于校长（媒体上的排名确是如此）、党总支书记高于教授，党票高于论文！
无需讳言，“以官为荣、以官为贵”之风在许多国家都存在，特别是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2011年7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公开指出：“当代青年想当官的现象让他很担心。青年人坚定不移选择公务员这条道路，认为这是快速致富的快捷方式。走上领导岗位，可以不费力气，受贿几次就可以一辈子睡安稳觉了。这不是青年一代错了，而是我们的官场腐败严重。这种状况不彻底改变，整个国家就没有前途。”虽然“以官为贵、以官为荣”之风全世界都存在，不可否认，中国大陆尤甚。笔者强烈呼吁：一定要把中国大陆“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改造成“以官为庸”、“以官为俗”、“以创新为荣”、“以知识为贵”的“新世纪中国风”！这个“庸”是平庸，没有任何突出才能的人才适合做官；这个“俗”是平常，为官与为民没有任何高低优劣之分。外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夫妻俩生下五个儿子。老大学习成绩好，父母说，长大了当教授；老二喜欢自己做玩具，父母说，长大了当工程师；老三喜欢种花草，父母说，长大了当园艺师；老四喜好舞刀弄枪，父母说，长大了当将军；最小的儿子哭着问：我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喜欢，长大了怎么办呢？父母安慰道：别担忧，你可以当国会议员！但愿这个在国外不是笑话的故事，能够被廿一世纪的中华民族借鉴和学习。
呜呼！笔者甘愿当一回廿一世纪的杞人！担忧“以官为荣”、“以官为贵”之风愈刮愈猛，担忧“以创新为荣”、“以知识为贵”的社会风气难成气候，担忧中国无法实现民富国强，担忧中华民族这条东方龙不能腾飞于无穷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