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三季度GDP增速公布，为7.4%，创下14个月来的新低。对此，不少分析人士却纷纷表示乐观。
这些评论诸如——“经济下行见底或将触底反弹”、“中国经济已触底，不存在硬着陆可能”、“经济出现明显触底信号”等等。若从短期市场信号来看，或许如此，比如人民币再升值、股市反弹、楼市地王再现、钢铁铁矿石价格反弹等等。
然而，从全球产业结构变迁和全球货币金融竞争力重构的战略高度来看，中国经济的探底和转型才刚刚开始。
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首先要对中国经济过去20-30年的高速增长的动因做出清晰解释——主要推动力是两次大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全球制造业向中国集中的“世界工厂”机遇。在1979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前，人口高增长，从1949年的5.4亿增加到了1978年的9.6亿人，使中国储备了巨量健康的劳动力。1991年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1992年小平南巡，中国大力对外开放。恰逢全球信息化革命方兴未艾，随着ERP等远程信息管理手段的推广，跨国公司跨地域管理能力大大增强，同时石油等价格非常廉价，1994年仅每桶14美元。这使得欧美将制造业向外转移成为可能，因为中国劳动力充沛而廉价，珠三角农民工月薪曾长达20年被压在1000元以下，而且不必提供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资本基本无需投入改善劳动环境。这给资方提供了巨大的利润空间。
1997-1998的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东南亚的国家饱受重创，中国因为人民币固定汇率，资本项目未开放而受冲击较小，其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令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更具竞争优势。
第二次浪潮是由人民币升值所引发的资产泡沫狂潮。2005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人民币开始单边升值，二是股权分置改革。前者意味着投机人民币升值的无风险套利机会，由于中国抓住世界工厂机遇，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币内在价值增强，而长期固定汇率下，人民币的确被低估，这对国际热钱产生了巨大诱惑；后者意味着中国股市基本与国际市场接轨，成为国际热钱可投资的市场。于是乎国际热钱和海外华人资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涌入中国，先是在2007年10月将A股上证指数推高到6124点的巅峰；再把楼市推到了2010年底的天高。
然而，时至今日，当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均已在走向衰退或反面。
从世界工厂效应而言：
1，中国人口红利盛极而衰，1979年的独生子女已经33岁了，即按大学毕业21岁算，独生子女已经进入工作10年了。与以前的劳动力是天壤之别；
2，跨国公司早已渡过投入期，每年开始向外转移大量的利润；
3，人民币大幅升值了32%，中国制造的货币成本大幅攀升；
4，资源由原来国内的廉价提供到不得不使用国际高价资源。石油最为典型，1996年中国变成净进口国，现在57%的石油靠高价进口，100美元的油价已经很平常；
5，美国国策改变，开始鼓励跨国公司回流美国或美洲，力推再工业化战略。即使在亚洲也努力寻找对中国的进口替代。
6，全球贸易保护升级，东亚政治局势不再安然无恙。
资产泡沫的负面效应如今也全盘凸显。在股市和楼市的大博弈中，由于中国企业家和投资者，他们以前并没有与国际投资者同台竞争的经验和能力，在股市10万亿计的财富再分配中，在楼市100万亿元计的财富再分配中，均成为输家，不仅将过去20-30年的财富积累基本亏在其中，更将未来20-30年的预期劳动收入深深套在楼市泡沫中。同时，楼市的大幅攀升也推高了制造业的成本，让中国企业更难以负荷。
与此同时，政府在长期的繁荣周期中，逐渐扩大了财政胃口，以制定规则和手握分配权的优势，财政收入的增幅连续多年2倍于GDP的增长，加上国有企业在金融和资源的垄断，都成为中国制造业不可承受之重。
一言以蔽之，中国过去20年的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均已盛极而衰，正面效应正陆续转为负面效应，即在旧动力机制快速衰退，在新动力机制未能再造之前，中国经济只能是继续探底，近期也只是很短反弹后，将加速探底。
决定中国经济探底有多深的外部重要因素是——美国竞争力再造的速度成果。中国上一轮的大机遇，与911事件后，美国共和党小布什政府，在石油军火寡头的诱导下，将战略矛头指向中东石油，从而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泥沼有关，这让美国债台高筑，同时在国内放任虚拟金融创新，结果诱发了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那时在中美两大国的竞争天平上，第一次倾斜向了中国。
但是，中国并没有抓住这次机遇，进行高新科技创新的产业升级，以应对未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也未能大力推进环保循环经济，以降低对海外资源依赖；更未能乘国际2008年国际商品资产价格大跌而购买海外优质资产，结果以中央四万亿带动全国18万亿元大兴土木，推起了一个把所有刚需者，也把中国压的喘不过气来的巨大楼市泡沫。
与此同时，美国却在民主党奥巴马政府的领导下，努力地进行竞争力再造：先是稳定了美国金融系统；其后帮助大企业撇掉坏账；通过QE1-3，同时打击欧元，推动热钱回流压低资金价格；通过油页岩开发技术和支持新能源压低能源价格；通过加大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为美国再工业化创造条件。即在中国竞争力持续恶化时，美国竞争力在上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没有问题了，西方文明的根本性难题——金融寡头利益扩张与选民福利扩张的冲突仍未能解决，它的巨大的虚拟金融泡沫仍将一直是“达摩克利特”之剑。因此，其即使是复兴也是一个阶段性小复兴。
很显然，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困难要比美国更大的多，同时东亚地缘政治危机，也会让热钱如惊弓之鸟大规模撤离东亚，从而使中国的问题，如同潮水退却后那样，在海滩上显得更加突兀。在未来几年，人民币兑美元将迎来一个中长期贬值周期。
中国还有应对方法吗？有的，那就要竞争力再造。这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政治体制改革，自上而下的机构精简和自下而上的扩大民主，以大大降低行政成本；
2，合理分配土地和资源财富，大部分转入社会保障体系中；
3，凡是市场能做好的都交给市场，激发民间创造活力，特别是金融向民间开放尤其重要；
4，A股彻底扭转“利益输送市”，变成真正优化配置资源的财富成长市，激励高新科技、新能源和环保循环经济。此外，遏制汽车等高耗能工业，大大降低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等等。
坦率地说，从现实的困境到实现竞争力再造，将是极为艰巨的挑战，这首先需要形成一个开明的领导权威，以推动变革。
换言之，即便一切配合到位，变革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国也至少需要5-6年才能初步竞争力再造。
即至少未来5年中，中国人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