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两年，基于较高的通胀，对宏观政策的刺激需求倾向或者可能性有不少批评，本来就存在的对投资高增长的担忧近一步增强，对2008年底的“4万亿”政策的负面评价也在增加。
这样的舆论可能对今年以来的宏观政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尽管很多企业感受到了严重的困难，盼望政策宽松，但消费者更担心政策宽松引起通胀回头。
消费者对于通胀的厌恶，对于GDP的冷漠，对于高投资的担忧，与企业界的态度差别巨大。
回顾过去，同样的情况在1988年前后和1994年前后的高通胀时期也出现过。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同比增长率和GDP的同比增长率在2008年以来显著反向变化。由于GDP和居民收入调查的口径差别，这两个指标本身不是在包含的意义上严格对应的。例如，居民收入包括股票交易损益，而GDP则不包括此类财产价格变化的结果。
2007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长率很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股市大涨。除了这种定义上的差别之外，统计中存在这样那样的误差，特别是高收入家庭的调查收入倾向于偏低，会影响居民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可比性。不过误差的比例在短期没有太大变化的话，增长率的变化就不受影响。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占名义GDP的比例与名义GDP的增长率有非常强的正相关性，简单说就是利润份额是顺周期的。这里考虑名义GDP，包含了通胀率顺周期的情况。在不考虑滞后等细节的时候，说到一个变量顺周期可以理解为与真实GDP正相关，也可以理解为与名义GDP正相关。
名义的劳动收入、利润和财政收入都是顺周期的，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利润份额顺周期有更强的意思。财政收入份额也是顺周期的，只有劳动份额是逆周期的。用再分配中的变化来解释这样的周期性没有太大作用。
利润份额顺周期的情况在其他经济中也存在。由于给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和一般的工资黏性，以及借贷利率的事先决定，企业利润对于经济景气的弹性一般来说都比较 大。
中国的情况更进一步加强了利润的弹性。一是很大的国有部门包括政府和企业的就业和工资对于短期经济景气的反应很差，再是利率显著缺乏弹性。后者在企业负债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影响更大。
修订后的资金流量表提供了可支配收入分配的一些情况。住户可支配收入的份额在2000-2009年的10年里总的来说在显著下降，但也包含与名义GDP反向变化的短期波动。特别在2009年，当名义GDP达到多年最低增长率的时候，住户收入的份额反而上升。在2010年和2011年，由于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高增长，住户收入的份额应当显著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