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春秋时候，强大的齐国出兵入侵鲁国，鲁国君臣束手无策，民间人士曹刿自告奋勇为国出力，他的邻居说了句有名的话“食肉者谋之，又何间焉”。
所谓“食肉者”，指的是鲁国满朝文武，而他们能每天都吃的肉，则是这些官员作为特权阶层，所享受到的“特供”。
中国人是个矛盾的民族，一方面从史前起就不断有人讲“大同”、“平均”，另一方面这些喊“大同”、“平均”的人一旦有了机会，往往毫不犹豫地享受起“特供”来，而把“大同”和“平均”扔给那些还没资格享受“特供”的人。一路喊着“均田免粮”打进北京城的前邮局下岗小干部李自成，一旦坐上那张龙椅，便开始喜滋滋地享受起原本由明朝皇帝专享的“特供”，在两广山沟里喊了多年“天父上帝人人共”，把清廷的“特供”抨击到山响的前乡村私校教师洪秀全一旦当了天王，就建立了覆盖整个国家的庞大“特供”系统，从服装到饭菜，从媳妇到跟班一概按级别享受，他本人则理直气壮地占据着最高规格的“特供”——在普通官兵连干饭都吃不上的时候，每天独享牛肉十斤。秦始皇当年住 “特供住房”阿房宫，摆开“特供”仪仗，去视察自己“特供墓地”时，未来的汉高祖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未来的西楚霸王项羽则说“彼可取而代之”， 这“如此”和“之”，是什么？不就是秦始皇那天下第一的“特供”？一方面憎恶特权，另一方面却想自己获得这些特权，他们哪里是真憎恶特权，所憎恶者，无非自己不是那个握有着“权”、享受着“供”的“特”罢了。
古往今来，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和“官=特权”、“什么级别的官=什么级别特权”的“按权力大小分糖”定式，毒害着上至各级官员，下至社会和民众的无数中国人。许多大大小小的官员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特供”，却压根不认为这是不平等，是特权，是不正之风，而认为这是身份的象征，是应得应份的福利和荣耀；不少商家煞费苦心，绞尽脑汁，用足心思，去营造一个个“特供”神话，从天知道真假的古代“贡品”传说，到闪烁其词，仿佛有意要保密、又仿佛有意要泄密的种种当代“特供”品，小到烟酒菜肉，大到汽车住房，从有形的物质享受，到无形的“待遇特供”，又何尝不是那特权当卖点，把“特供”当荣耀和商机？
商人逐利，若社会、民间没有这颗“特供”的心，他们当然绝不可能自掏腰包，来做这场代价不菲的“特供”秀。事实上，“特供”的生意能做，好做，而且对上对下都能做、都好做。对于有权享受“特供”的那一小批人而言，既然自认为“特”，自不屑和大众分享大路货，不“特”那么一下，仿佛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对于那些没有“特”、甚至不一定有“供”的那一大批人而言，一方面他们憎恨特权阶层，对“特供”愤愤不平，另一方面他们未必真的憎恨特权和“特供”本身，而恨的不过是自己没有“特”到能享受这份“供”的地步。
正因为这颗“等贵贱、均贫富”的“特供”之心，某些原本苦出身、靠努力升上高位的精英，才会以更贪婪、更时不我待的“吃相”去追求更大、更多的“特供”，而更多仍在低位蹒跚爬行的苦人儿，才会偶尔弄几件“假特供”，慰藉一下自己对“特”的向往，才会在无特权、“特供”时抨击特权、鄙薄“特供”，在一旦“乌鸦变凤凰”后便转而拥抱特权，享受“特供”。
说一千道一万，“特供”的根源不在“供”而在“特”，在于“特”和“权”、“权”和“供”的相互挂钩，有多大“权”就获得多少“特”，有什么级别的“特”便能享用什么级别的“供”，这种权力和特权、权力和待遇的紧密挂钩，以及权力越大、特权也越大的层级权力供给体制，才是产生“特供之心”的根源所在。
要杜绝“特供”，须从杜绝特权入手；而要杜绝特权，就必须从根本上将“特”和“权”间的纽带和因果关系彻底切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权”而无“特”，“特供之心”也便不熄自熄——须知古今中外，最大、最值钱的“特供品”不是别的，正是特权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