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逼近的中国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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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红冰新书《被囚禁的台湾》二零一二年十月出版后，即在两周之内创下销售逾万册的记录。现节选《被囚禁的台湾》第六章“自由台湾的命运”之第一节“正在逼近的中国大变局——孕育多种可能性的魔鬼之蛋”，以飨读者。 ——《自由圣火》编辑组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第六章 自由台湾的命运

第一节 正在逼近的中国大变局

——孕育多种可能性的魔鬼之蛋

自由台湾的命运要由中共极权的命运来决定——这是国民党权贵“联共制台”，摧残台湾国家理想，使台湾丧失独立政治人格的必然结果。现在，从“党国”遗老遗少，到依靠出卖口舌为生的“名嘴”；从中共包养的“政治二奶”到“经济二奶”；从被中共“针孔摄像”的政客，到灵魂被中共廉价收购的学者，几乎异口同声，把中共权贵市场经济描绘为台湾经济的拯救者，进而试图让台湾人相信，中共极权下的中国将主宰二十一世纪的历史进程，并成为台湾无可选择的宿命。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一场万年历史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大动荡，正如同一个不祥的宿命，逼近中国。这个蕴涵着大变局、大动荡，甚至可能蕴含着血海尸山的宿命，乃是孕育多种可能性的魔鬼之蛋。

依据中共官方的思想节拍起舞，已经成为国际上“中国问题专家”们的一种下流的学术时尚。之所以称之为“下流”，是因为他们纵容极权专制的御用思想猥亵自由的精神。正是遵循中共官方的逻辑，以中共“五代领导人”划分中国现代政治史，被国际“中国问题专家”们普遍接受，尽避这种划分由于中共官方故意忽略了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而应当被视为谎言。

如果依据客观的历史特征为标准，中共建政后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毛泽东时代从中共建政起，至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后，其夫人江青和“文化大革命”派遭到整肃为止；邓小平时代以八九天安门血案为起点，一直沿续到今天。一九七六到一九八九的十馀年间，处于混沌期，即两个时代的转型期。

毛泽东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实行极端恐怖的政治统治，建立极端极权的官僚国家资本主义。邓小平时代的主要特征则是，实行政治黑手党式的特务统治，建立以腐败权力为轴心的权贵市场经济体系。这两个时代不变的共同政治本质在于，坚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哲学为灵魂的一党独裁的极权专制，坚守国家权力的中共官僚集团私有制。这两个时代的主要区别在于，毛泽东用权力高度集中的官僚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共产党极权政治的经济基础；邓小平时代则是用权贵市场经济，来维护共产党一党独裁的政治统治。

危机就是动力。推动中国从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的历史之轮的动力，主要来自毛泽东统治方式使中共极权政治所陷入的重大危机，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便是危机的标志。另外，苏东共产帝国体系崩溃，显示出国际共产主义可能彻底失败的危险。这也构成中国时代转型的另一个动力来源。不过，面对危机，邓小平设计的改革之道，主要在于经济体系领域，并非共产极权政治本质的变化，而中国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权力的共产党官僚集团私有制，所以，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只是治标之举；它可能会推迟中国大危机的爆发，却无法消弭危机。同时，一党独裁的体制也必定不断制造新的罪恶，来体现其反人民、反社会的天性。

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中国命运的钟摆是在两个罪恶之间摆动。由于邓小平改革的初衷不在于谋求人民的普遍幸福，以及社会自由和政治民主，而在于强化中共极权的政治体制，因此，中共权贵市场经济最终只能走到同社会全面对立的绝境死地。这也正是历史对中共二十馀年所谓经济改革的结论。当年，是毛泽东造成的中共统治危机，拉开邓小平时代的帷幕；现在，邓小平时代即将黯然落幕的时刻，中共的统治危机如同还魂的鬼，再次主宰中国的命运。

邓小平权贵市场经济中涌现的社会大危机，主要可以概括为四种标志性现象：其一，财富和权利双重意义上的极端两极分化，已经彻底摧毁了社会正义的基石，普通民众对“上层一万家”的愤怒和仇恨，如暗潮汹涌、地火奔行，只待一个命运偶然性为这种愤怒和仇恨主宰中国社会进程提供历史的契机。其二，腐烂入骨的权力成为最大的教唆犯，它教唆整个社会全面堕落；中共狗官无官不贪，无吏不腐，是为衣冠禽兽，普通民众则沦为不相信道德良知的存在——中国的民族人格正在腐烂，中国正在腐烂。其三，中共千万贪官污吏为使手中腐败的权力获得攫取金钱的最大效应，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进行毁灭性的开发利用，于是，毒气弥天，飞鸟尽绝，毒水澈地，游鱼沉底；黄河断流，长江恶臭，湖泊萎缩，冰川消融；草原变荒漠死地，农田重金属污染——自然生态崩溃、自然资源枯竭之情状难以尽诉，大规模生态难民潮已呼之欲出。其四，政治黑手党式的特务统治不仅招致天怒人怨，而且也使中共内部人人自危；中共高官王立军为保命竟以美国成都领事馆为避难之所，乃是官员对中共黑手党政治丧失信心的戏剧性表现，政治犯李旺阳“被自杀”，则在控诉中共特务统治的凶残。

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造就了中共党内的两个利益阶层，即被称为“新左派”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派和被称为极右的邓小平权贵市场经济派。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派的政治基础，根植于十年文革中崛起而后又受到邓小平整肃的权力新贵，薄熙来则是其著名的象征性人物之一；邓小平权贵市场经济派的政治基础，则在于现在执政的千万贪官污吏，以及依附于贪官污吏的奸商恶贾，温家宝乃是千万贪官之首。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派与邓小平权贵派在维持中共一党独裁的极权专制上，毫无二致，在维护极权专制应当采用的方式上，却势同水火，不共戴天。所以，这两派之间的分歧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权力斗争。双方维护极权专制的方式之争，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权力斗争，不仅势必造成中共的精神分裂，而且表述权力斗争的一种最残酷、激烈的形式。因为，权力斗争一旦意识形态化，就不再受中共宫廷斗争范围的限制，而最终必然演化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如同“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事件曾经证明的那样——意识形态化的权力斗争中，斗争的双方都需要用对方的头颅，来为自己坚守的意识形态公开祭旗。

尽避邓小平权贵派的御用文人巧言令色，为权贵市场经济作溢美之词，但是，民怨沸腾、官心动荡的现实却证明，邓小平时代已病入膏肓，步入绝境死地。被邓小平权贵派压抑三十馀年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派，即“新左派”，借人民对权贵市场经济改革后果的“与日皆亡”之深恨大怒，趁势而起，数年前就通过“乌有之乡”一类“新左派”网站，对温家宝为代表的邓小平权贵派，发出决政治死战的宣战书。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派指控，邓小平权贵市场经济派是汉奸买办官僚卖国贼集团；基于个人和家族私利，千万贪官污吏不仅把中国根本的经济命脉和政治利益拱手交给国际资本掌握，而且还造成社会正义颓然崩溃、国家权力腐烂入骨、道德良知荡然无存、自然环境惨遭涂炭的可悲局面，中华民族已经因此处于亡国灭种的大危局中。按照共产党政治辞典，上述的每一项指控，都足以让邓小平权贵派遭受五马分尸之刑，承担凌迟处死之罪。与之同时，被逼进政治死角的邓小平权贵派，由温家宝出面反唇相讥，指控以薄熙来为政治象征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派，是曾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极左余孽，是试图让中国再次陷入“文化大革命”浩劫的动乱势力。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荒诞的现象：双方对于对方的指控都说出了真理，而双方所坚持的国家方向，却都意味着罪恶。中国现状证明，当初离开毛泽东的原则，进入邓小平的所谓改革时代，是过去的罪恶摆向现在的罪恶的过程；当前，“新左派”又在努力使中国命运的钟摆，由现在的罪恶回归过去的罪恶。“新左派”认为，只有回归毛泽东时代，才能用邓小平权贵派的血洗去社会大危机。但是，毛泽东时代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罪恶的表述。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派和邓小平权贵派只能让中国的命运在两种罪恶之间摆动，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双方都以中共一党独裁的极权专制，作为政治价值观念之王；他们都是西方极权主义传统的现代经典表述，即马克思主义的遗嘱执行人。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派对邓小平权贵市场经济的政治社会后果进行批判的唇剑舌刀，可谓剑剑封喉，刀刀见骨；邓小平权贵派的反控也是针锋相对，阴狠毒辣不让分毫。两年前，双方就已经形成生死对决、誓不两立的态势。政治大决战本来应当在二零一二年秋，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全面展开。因为，以权力再分配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大，对于双方都意味着决战之前进入政治阵地，寻找和确定具体进攻路线的过程，即战略决战之前的准备时期。薄熙来事件只是被偶然性提前挤破的一个脓疮。由于王立军采取向国际政坛投掷震撼弹的方式背叛薄熙来，使薄熙来个人陷入难以逆转的被动之中，所以，双方首次公开的遭遇战，邓小平权贵派暂时获胜。不过，温家宝是否能置薄熙来于死地；薄熙来是否能东山再起，都在未定之天。即便薄熙来一蹶不振，那也只是他个人的失败。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派仍然有能量在中共十八大之后逐步发起对邓小平权贵派的政治大决战；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派的能量不是来自于其自身，而是来自于权贵市场经济所积累的滔天民怨。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派和邓小平权贵市场经济派之间围绕主导中共权力意志的政治决战，构成未来一个阶段中国政治背景的主题。当前，中国政局波诡云谲，隐晦不明。上述中共内部两个政治派别的生死之决，将给中国带来四种可能的前景。我愿试分析这四种可能的前景及其后果如下，以为谋台湾自由生存之道的智慧之士，作“他山之石”，借鉴之镜。

第一种可能的前景是，在国际资本和欧美诸国政客的支持下，邓小平权贵派挟主导国家权力的优势，以政治改良的幻想欺骗民众，从而彻底击败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派的政治思想攻势，中国社会继续沿着权贵市场经济的逻辑运行。

如前所述，中共权贵市场经济对于国际资本意味着一头产生“暴利”之乳的母牛；而此种“暴利”的支点，在于中共千万贪官污吏的存在。所以，国际资本，以及国际资本利益的政治表述者，即美、欧、澳、日的政客，对这头巨乳母牛及其饲养员，即中共的腐败政权，自然会关爱有加，政治上采取绥靖主义，复之以经济上的资本输血。邓小平权贵派由此在双方的对决中拥有强大国际政治经济背景的优势。

另外，邓小平权贵派也将利用极权统治舆论的优势，不断散播进行政治改良的幻想，以欺骗社会，缓解民怨，弱化甚至瓦解人民反抗的意志——回顾人类万年历史，腐烂衰朽的政治命运依赖骗局和谎言而苟延残喘，乃是常见的现象。之所以断定温家宝一类邓小平权贵派宣示的政治改革是谎言，就在于一个基本事实：中共千万贪官污吏的政治特权和肮脏的财富，全部以腐败的极权体制为根据，失去极权体制的保护，贪官污吏将在人民的怒火中，死无谯类，其巨额财富和政治特权也将转瞬间变成殉葬的纸船明烛，照天而烧。进行民主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对于邓小平权贵市场经济派只意味着政治自杀。

“一叶可以知秋”。温家宝常爱眼泪汪汪地秀出政治改革的动听词语，但是，只要对其人稍加审视，便可知贪官污吏绝无政治改良的可能。

天安门血案之后，有良知的中共官员非遭迫害，便受贬斥；温家宝却由于在六 . 四期间，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之职，卖身邓小平，背叛总书记赵紫阳，得以在大屠杀后，吃“人血馒头”而青云直上，终得总理之高位。如果实施民主改革，温家宝为邓小平六 . 四屠杀效力之罪，将大白于天下——他怎么可能会通过政治改革把自己吊在耻辱的绞刑架上示众？

另外，温家宝的老婆是中国最大的珠宝商之一，开设的珠宝店遍布神州大地。北京官场皆知温家宝有一藏宝室，其中奇珍异宝，美不胜收；金玉古玩，富可敌国，连清朝贪官和珅也难与之一争短长。再有其子温云松，乃吃喝嫖赌无所不好，坑蒙拐骗无所不能的纨绔无赖，竟由于蒙受温家宝之荫庇，得任国营公司董事长，控驭数百亿纳税人血汗之钱。一旦民主改革有成，其家族贪腐之丑行恶态必将臝露在公众视线之下——温家宝怎么可能找到进行政治改革的冲动，甚至不惜把其老婆儿子送上民主政治清除权力腐败的断头台？

根据上述分析，如果邓小平权贵派取得对“新左派”的胜利，权贵市场经济的逻辑继续主导中国命运，必将出现下述后果：财富和权力的两级分化如脱缰的野马奔向没有尽头的地平线，中国人不再相信世间会有正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贪官污吏群体，用腐烂入骨的权力为中国的命运立法；十五亿政治奴隶心灵腐烂于物欲，成为道德良知之外的存在；自然环境的恶化趋势如射出之箭无法挽回，大片美好山河变成不再适于人类居住的地方；贪官污吏、奸商恶贾将巨额资金源源不断、滚滚如涛转移海外，直至中国油尽灯枯。最终，中国文化命脉彻底断绝，中国文化复国的希望魂消魄散，中国社会将在全面“溃烂”的状态中，迎来国亡族灭的历史结局，那是一种最丑陋的死亡方式——我不知道天谴将以怎样的具体形式降临中国，但是，我知道，中国可能由于社会全面溃烂而死，就像一个纵欲而亡的暴发户腐烂发臭的尸体。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派挟民众对权贵市场经济改革后果的刻骨之恨，冲天之怒；借毛泽东这个共产主义之神尚未完全腐烂的威信，摧毁邓小平权贵对中共权力意志的主导地位——这是未来数年中国可能出现的第二种前景。

如果出现这种前景，“文化大革命”式的“群众专政”将再次出现，对邓小平权贵的千万贪官污吏和依附于他们的奸商恶贾，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清算。不过，“群众专政”的狂飙过后，在血海尸山之上建立起来的，并不是宪政民主体制，而是借尸还魂的毛泽东恐怖政治，以及高度集中的官僚国家资本主义。

在上述情况下，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理论所张扬的“解放全世界”的毛泽东式野心，将再次成为中共权力意志之王；高度集中的官僚国家资本主义也只有在国家和民众的情绪处于极权扩张的极端亢奋状态下，才能够有效运转。可见，一旦重归现实，毛泽东式极权专制的政治天性和经济基础，都将把中国的命运之轮推向极权主义全球扩张。

中国可能出现的第三种前景是，主导中共权力意志的寡头集团在继承邓小平时代的权力腐败和经济能量的遗产同时，也在政治上相当程度回归毛泽东的恐怖主义统治——这正是胡锦涛竭力试图作到的，也必将是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主政之后的努力方向。

显而易见，上述政治经济结构意味着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两种罪恶的重叠，中国历史将因此进入最黑暗的极权专制时期。当然，要让两种意识形态风格有很大差别的政治遗产共同为强化中共极权服务，就需要有一种更具震撼性的精神兴奋点，凌驾于两者之上。而这个精神兴奋点，依照极权政治的宿命，只能是极权主义的全球扩张。

中国第二种和第三种可能的前景，都把命运的风向标指向极权主义的全球扩张，而中共政权将因此成为人类大劫难之源。人类万年历史间曾发生过许多次具体背景不同的极权主义全球扩张，不过，过去任何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治存在，都从来没有像中共这样，掌握著如此强大的能量。中共拥有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可以驱使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十五亿政治奴隶，占据着广阔的东亚大陆，而且获得了魔鬼才可能有的毁灭世界的能力，即用核爆炸将地球烤焦的能力，“就像在篝火上烤一只剥了皮的野兔”——中共悍将朱成虎一次酒后狂言，对陈云林如是比喻；他的意思是，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国敢倾全力介入，中共将不惜用核烈焰把地球变成一只烤野兔。

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第一声战鼓已经擂响，人类大劫难之源正在形成。此刻用正义一定战胜邪恶之类的空洞信念自慰，没有任何现实意义。试想，假设当年是希特勒德国先于美国掌握了核爆炸的秘密，现在整个世界必定都已沦为“金发碧眼的猛兽”逐猎的原野。“如何消弭中共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大劫难？”——这个问题数年之内就将像尖啸的飞箭，射入每一个自认对人类命运负有责任的政治家的眼睛。

中国可能出现的第四种前景，即爆发当代民主大革命，通过类似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东欧地区那样的全民反抗，或者正在进行的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式的人民大起义，一劳永逸地摧毁中共暴政。中国的当代民主大革命既是中国人摧毁东方巴士底狱的史诗，也是整个人类同共产主义的最后一战，更是拯救人类，使世界免于极权主义全球扩张大劫难的唯一之途。

当前之中国，民怨如钱塘大潮，汹涌澎湃；民变蜂起，势难遏阻，民主大革命的民意基础已经成熟得宛似挂在历史枝头的红透了的苹果，只待一阵偶然性之风将它摇落。而这阵偶然性之风将来自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派和邓小平权贵派的大火拼。回顾八九年，如果没有邓小平、陈云等中共顽固派同胡耀邦、赵紫阳先后发生不可调和意识形态之争，六 . 四运动那样的全民反抗就找不到崛起的机遇。现在，中共内部“新左派”和极右派之间维护一党独裁的方式之争，恰会撕裂极权专制的铁幕；而民主大革命的全民起义很可能从铁幕的裂痕中涌现，横空出世，摧毁暴政，消弭极权扩张的大劫难之源，创建宪政民主，复之以文化复国——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将给世界带来和平的福音。

不过，民主大革命的意志是否能够主宰中国的命运，还取决于他是否能在两个思想战场上取得胜利。

首先，民主大革命的意志必须从思想上战胜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派将中国命运带回历史罪恶的企图。胜负的标志就在于，谁能主导十五亿民众对邓小平权贵阶层的仇恨和愤怒之情——芸芸众生对罪恶的愤怒既可能导向真理，也可能回归另一种罪恶；尽避回归罪恶意味着愚昧，但是，人类历史有时显得聪明，有时却表述愚昧。

其次，民主大革命意志还必须从思想上击溃刘晓波一类“乞求中共政治改良派”。“乞求中共政治改良派”是国际资本圈养的中国小政客群体。他们之所以散布中共会政治改良的幻想，根本上是为了按照资本国际的意志，维持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存在——如前所述，中国现在的经济体制是国际资本吸取“暴利”之乳的母牛。

“乞求中共政治改良派”虽然符合国际资本的利益，却违背中国民众的根本利益，以及仇恨权贵市场经济的社会基本情感趋向，再加上这群小政客普遍以诅咒中国文化的祖国显示其才华，所以，他们没有可能得到中国民众的普遍支持，不具备主导中国未来命运的能量，尽避国际资本对这个政客群体，施以雨露，悉心栽培，情况也不会真正改变。

但是，“乞求中共政治改良派”成事不足，却败事有余。他们散布的中共可能政治改良的思想谎言和理论幻想，具有迟滞民主大革命意志形成的效应。换言之，中共可能政治改良的谎言，犹如拖在民主大革命的意志步履间的一条铁链；不用思想之剑斩断这条铁链，中国民主大革命便难以昂视阔步，走上历史之巅。

当前的中国乃是历史命运产出的一只魔蛋，她孕育著多种可能性。不过，无论哪种可能性，都不会是投共卖台的“党国”遗老遗少企图让台湾人相信的那样——中国将海晏河清，歌舞升平，现太平盛世。相反，中国的历史即将进入万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动乱时期。子曰：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党国”遗老遗少却争先恐后，蜂拥而向即将大乱之邦，其愚昧昏聩，也至可圈可点之境。

（《被囚禁的台湾》第六章“自由台湾的命运”第一节“正在逼近的中国大变局——孕育多种可能性的魔鬼之蛋”）

来源:《被囚禁的台湾》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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