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是中国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造饥荒，当时的场景极其悲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本应写入历史教科书，以警示后人，可是由于统治者刻意掩盖和回避，至今大部分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此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有人甚至认为这是造谣，是给伟大领袖抹黑。还有人认为不存在掩盖这段历史的问题，一些报刊和网站上不是发表过不少文章吗？。在八十年代，由于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一部分报刊上刊登过一些回忆和评说大饥荒的文章，可是九十年代以后这种文章就越来越少了，许多有价值的记述大饥荒的书籍禁止在内地出版。比如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所写的史料非常丰富的著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旅美学者丁抒的《人祸》、四川作家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安徽青年记者牛犇近年所写的《大饥荒口述实录》等书，都是禁止在内地出版，而不得不到香港出书。
虽然近年来《炎黄春秋》和《南方周末》等少数比较独立和有勇气的报刊刊登过记述大饥荒的文章，可是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从来没有刊发过这类的文章和报导。如果真能正视历史、正视错误，就应该在官媒上刊发，大张旗鼓地宣传，让全国所有的人都知道大饥荒的真实历史和教训，就象大家都知道南京大屠杀一样。官方在编写党史时实在绕不过去这件事，不得不提了一下，但是笼统含糊，只用了几行字就糊弄过去了。使用“非正常死亡”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模糊真相、淡化罪责。什么叫“非正常死亡”？车祸、自杀还都算“非正常死亡”呢！中共党史第二卷虽然硬着头皮提到了大饥荒死亡人数，但是你看它是怎么说的：“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怎么减少的？为什么不直说？为什么不用“饿死”两个字？名曰写历史，其实根本就不敢正视历史，反映出统治者心虚、理亏。于是就有人在“减少”二字上做文章，说什么“减少不等于饿死，其中还包括病死的和其它意外事故，真正饿死的很少”。你看就连这个大大缩小的数字有些人都不承认。而国内更多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大饥荒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掩盖、回避和模糊这段历史造成的结果。
为了全面准确地弄清楚大饥荒的历史真相，许多有识之士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一是搜集整理了当时遗留下来的各级各类历史文件，并加以分析，写成了《墓碑》、《人祸》等书；第二是不少大饥荒的亲历者写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回忆文章，作者主要是当时的干部，他们有文化，对整体情况了解得多一些，比如时任中共河南信阳地委副书记的张树藩、安徽省公安厅干部尹曙生等；第三是采访大饥荒的亲历者和幸存者，比如青年记者牛犇通过采访自己家乡的老农民写出了《大饥荒口述实录》。第三项工作最重要，可是做得还很不够，做这项工作的人太少，采访的面也太小（牛犇只采访了他们家乡的一个生产大队，全国重灾区有数十万个这样的大队）。大饥荒的亲历者和幸存者现在大都是60岁以上的农民（指当时已经懂事、记事的人），他们没有什么文化，大多不善言辞，如果没有人去采访他们，他们就永远不会对外界诉说自己当年的悲惨遭遇。有一个记者采访一个老农民，他的女儿在一旁很有兴趣地听着，这个女儿说，她从来没有听过自己的父亲这么详细这么动情地讲述那一段历史。显然，如果没有人去采访，这个老农民就没有机会详细讲述，连自己的子孙都不知道这一段历史的详情。
这些大饥荒的幸存者，这些老实憨厚的农民，就是50多年前那场大饥荒的最宝贵的活证据。我们的社会应该及时把这些活证据的悲惨经历记录下来，永远保存。因此我建议，我呼吁，全国有历史责任感的学者、记者和其他有识之士尽快作好准备，参加到这场抢救大饥荒历史的行动中来，参加的人越多越好，采访的点越多越好，留下的资料越多越好。一定要有录音、录像和照片，光有文字记录不行，因为光有文字记录还会有人提出质疑。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最好能在最近10年之内进行并完成，因为10年之后这些幸存者已经70多岁80多岁了，有许多人将陆续离世，若不及时采取抢救行动，那一段重要历史的最重要的证据将会消失。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