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军警（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一面大谈党内民主，一面搞着一种高度保密、高度集中的权力运作，中共不仅不会给中国带来政治改革，连深化经济改革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香港学者丁学良在《纽约时报》中文网撰文，从薄熙来案讨论"毛家帮"式司法公正。他说，那些不久前对薄熙来用"黑社会老大"的手法对别人施行抓捕、关押、拷打、抄家、判刑、枪毙，拥护赞美不已，而对薄熙来本人受到这些手法中的十分之一就大呼冤枉的人们，其高调所说的"司法公正"，其实是"毛家帮"式的，即以毛泽东的操作手法为样板的革命传统，是毛式"帮规"。
薄家继承了谁家的"帮规"?
丁学良指出，薄熙来父辈及家人文化大革命中也受过"毛家帮"帮规的惩罚，但薄家却继承了这个帮规。现在，薄熙来及其家人也希望能获得司法公正，但是，这些人是否想过，如果薄家父子文革后，一直就真正按照宪法和党章履行职责，或许薄熙来今天不会有牢狱之灾。"帮规"不可以混同于司法公正。"毛家帮"帮规这把大刀一日不丢弃，它就可能被使用在曾经多次挥舞过它的那些人的脖子上。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研究学者谢淑丽在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资历在本届中共政治局常委人事更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平均年龄比上一届常委的平均年龄大一岁多点（63.4岁比62.1岁）。新进入常委会的领导人皆为64岁或以上。
谢淑丽认为，资历是组织内部控制竞争所产生的社会张力的有效规则，这一次，它也帮助中共领导人解决了换届的权力分配问题。但它也恶化了党的可信度问题，一面大谈党内民主，一面搞着一种高度保密、高度集中的权力运作。谢淑丽指出，资历也不是选拔优秀领导人进入共产党高层的良好方式，而如今，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优秀的领导人来应对其严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为《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撰写的文章，引起了香港人的警觉。《明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张晓明这篇文章揭示了中央强化在香港事务的角色和职能，这个方针政策将对香港的管治和情势带来深远影响，高度自治危如累卵。
文章认为，若中央加强控制香港，必然与主流社会有抵触和冲突，会遭到强烈反弹。"回归15年之后，换来中央在港加强、加大角色，挤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们不禁要问：目前中央治港的思维和举措，若发生在回归之前，香港会顺利平稳回归吗？今时今日，中央改变对港方针政策，香港的繁荣稳定堪虞。"
中共缺乏深化经济改革动力
多年来，西方领导人诉诸道德辞藻，引述人权的普适性和对独立自由的渴望，推动中国更大的政治开放度和民主化。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在《外交政策》撰文，认为要将民主带到中国，美国应该采纳一种新的方式来影响中国的未来政治：解释民主会带来具体的益处，例如更平衡的增长、稳定和个人安全--甚至对于共产党高官而言。
黄亚生教授在文章中澄清一个广为流传的迷思，那就是中国目前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帮助了中国的增长。他指出，第一，后毛时代的领导人将如此多民众脱贫，只不过因为毛泽东导致这么多中国人贫困。第二，基于世界银行2008年提供的数据，中国人口大约30%，或3.9亿人每天生活不足2美元，仅仅对贫困生活有所改善。而且，中国过去60年代增长尚不能比肩其邻国。合适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中国在过去30年间成长如此迅速，而是与该区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为什么还这么穷。
在许多关注中国的观察家看来，国家主导型的资本主义正在危害中国是明摆着的事实，政府所有的大型企业正在挤出民营企业，损害经济增长前景，危及中国经济的未来。然而，在中共"十八大"会议上，政府所有的企业集团的一把手以及中共的最高领导人齐聚一堂，在这里看不到一丝对中国的企业模式感到惊慌的迹象。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由此提出，中国国企改革为什么这么困难？
报道认为，为中国国企辩护的理由有若干条，每一条都能被驳倒。首先，过去1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的，但那更多是由勇往直前的民营企业拉动，而不是国有企业。其次，国企效率仍比民企低很多，民企的平均股本回报率比国企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再次，国企的安全记录差。2008年，中国爆出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的丑闻，而风暴的核心就是一家国有企业。去年导致40人遇难的动车事故也是国家酿造的灾难。但是，北京仍然没有多少改变"中国国企模式"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