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股市已成立二十多年，国人对金融、经济的一般常识也不再陌生，连菜场阿姨都知道GDP、CPI等名词。但即使这样，年复一年仍有很多不符常理的事情轮番上演，让很多金融从业者只能在感叹之余，将常识理论暂放一旁，去适应这个市场。
在我印象中，最为鲜活的不符常理的例子就是2007年到2008年间的“一元”基金了。在那一波股票牛市中，上证指数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从1,000点涨到6,000点，人人都投身股潮。而当时才短短几年历史的开放式基金也在此过程中迅速地膨胀，两年内资产管理规模飙升10倍的基金公司并非神话。基金发行如火如荼，谁要是想在银行柜台插队购买基金就仿佛是在抢后面排队者口袋里的钱。这本无可厚非，但是怪在原本一只业绩挺好的基金，问津者寥寥，而银行代销的一只新基金，却是一抢而空，甚至还要按比例配售。原因出奇简单，因为那个老基金卖2块，而新基金才1块。国人买东西喜欢便宜的，炒股票喜欢买低价股，所以基金当然也就应该买便宜的啊。
且不论这种做法在理论上的不可行，在那个周阴线很少出现的年代，光在等新基金发行建仓完毕的时间内，老基金的净值很可能就已上涨好几个百分点了。在那个疯抢基金的年代，顾客就认定要1块钱的便宜基金，基金公司只能顺应这个潮流，否则的话就只能被远远的抛在后面。
在此情形下，还出现了复制概念，就是将原本一只业绩可嘉的基金拷贝一份，包括投资策略、基金契约等，原样照抄，连基金经理都是同一人，挂名“某某二号”在银行直接以1元发售。或者不搞“二号”，通过大比例分红或拆分，把原本1份2块的基金拆成2份1块的基金，然后再在银行做持续营销当成新基金卖，以此满足广大投资者对于“一元”的渴望。如此现象在那波牛市中轮番上演，当然随着牛去熊来，现在低于1块的基金已是比比皆是，不知道当下一个牛市来临之际，“一元”概念是否又会卷土重来。
如果说权益类产品是理财的点心，那固定收益产品就是主菜了。近年来信托爆发式增长是理财市场最大的一道盛宴。
信托类产品，因其100万元的门槛，成为富人俱乐部的象征。又因其明确的收益率目标，颇受殷实家庭的欢迎，甚至把它们当作银行存款的替代品。虽然今年以来，已经有几则信托不能顺利兑付的新闻流传开来，但大部分人仍把债权信托当成是无风险的产品。虽然所有人都知道风险和收益始终都是相伴而行的，但鲜有人真正去仔细看过产品相关文件，分析过其中风险。因为大家仍把信托看成是一个具有隐含担保的产品，是种变型的“国家信用”。
收益率其实就是风险的价格。而信托本是一笔借贷生意，最后兑付与否，和政府并无干系。从法理上讲，世界各国政府也素来没有保护借贷者本金安全的义务。
同样两个信托项目，一个年收益率8%，而另一个年收益率13%，风险应该是不一样的。而国人对信托毫无节制的追捧，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对信托嫁接政府信用的博弈。以前中国只有人民银行的存款网点，后来才陆续出现了以工农中建为代表的商业银行，再后来便是各类金融机构。于是人们把对人民银行的记忆移植到工农中建上，又推开到其它股份制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上。大概是这样的路径，使人们对信托产品充满信赖，并使得信托资产规模在短短几年间跃升到逾5万亿的规模，迅即成为金融领域的明星行业。
相比信托业的蓬勃发展，保险业则显得步履蹒跚，至今6万亿的规模可能很快就被信托追上。国人对保险的需求不高是主因。如果不是因为有车，可能很多人不会把保险当作一个必需品。
当国人被推销寿险产品时，最主要的问题往往不是花多少代价换回多少保障，而是能获得多少收益。这种舍本逐末的处理方式无疑把保险等同于其它投资方式来进行比较。殊不知保险最重要的功能在于以防万一，相当于一笔卖出期权，让购买保险的人将不幸之事的财务负担转嫁给保险公司。
但国人对于投资回报的喜好使得保险公司只能把投资功能浓墨重彩后推到民众眼前，同时这又必然难倒各大保险公司的投资部门，因为保险的投资渠道并无特别之处，将多类资产打包构成一个组合后，收益率不会比社会平均水平高出多少，再扣掉运营和保险等费用后，和市面上其它投资品种相比，更难获得优势。如此一来，投保人往往两头落空，既没有得到想要的投资回报，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这种对保险产品非理性的评价方式无疑使得整个保险市场进展缓慢，很多生活中的重要方面都无法得到保险覆盖。所以对保险产品来说，越单纯应付保障越好。
这些不合常理之处，又是中国的“常理”。既然存在发生，就有客观存在的理由。我们每个人都是亲历者，可能也都是制造者。这让我想起凯撒曾说过：“人们只能看到他们想看到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