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生是齐齐哈尔铁路局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当时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有一天孟庆生给女友写了一封信，说可否找当医生的姑父检查一下身体，开一张患有慢性病的证明，这样就有可能免于上山下乡。此信不知怎么落到革委会手里，于是孟庆生成为策划伪造证明，逃避上山下乡，明目张胆破坏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反革命分子，挂牌批斗，不久即被斗疯。9•13事件的消息未公开之前，私下已经传开，有一天孟庆生在厕所关门大便，听见两个人站在便池台阶上议论林彪事件。孟庆生从门板缝中一看，谈论者竟然是军代表。孟庆生吓坏了，断定军代表这是在搞反革命串联，反林副主席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啊！疯癫的孟庆生不相信任何人，决定亲自到北京报告此事。一到北京，孟庆生立即被有关部门扣留，并通知单位取人。单位将他接回，交给家人，让家人看管。
有一次，孟庆生的一个同学去他家看他。家门上着锁，打听邻居，说孟庆生就在周围闲逛，不会走远。孟家在一个胡同里住，那同学从胡同东头进来时没看到他，就决定从西头出去寻找。一出胡同口，发现读报栏下站着一个穿戴极为扎眼的人：一身退了色的草绿色旧军装，军帽上一颗红五星很耀眼，腰系皮带，胸前戴着一个大像章。这是当年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那同学仔细一看，正是孟庆生，便疾步走去喊他，他竟没任何反应。同学心想，难道看错人了？继续往前走，到跟前了，没错，就是孟庆生。同学推了他一下：“怎么不认识我了？”他怔怔地看着同学，傻傻地笑了：“这个世界真疯了，他们说林副主席反毛主席你信吗？”孟庆生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同学。同学刚要再伸手拉他，他突然双手紧紧护着胸前那个毛与林在天安门上的大像章，大喊道：“不许抢，不许抢！”说着飞快地跑了。一位邻居大婶走来说：“你可别碰他的像章。这疯子把它看得比命还重，急眼了他会跟你拼命。”
1971年10月的一天，某连队照例集中学毛选，一个战士忽地站起来立正行礼大声说：“报告！我发现了一个反革命分子，看！”说着递上一本八开的《解放军画报》。大家伸头一看，上面戎装笔挺的林副统帅的头像上被打了叉，旁边写着“打倒林秃子”。可是令那个战士始料不及的是，连长竟然一脸恼怒，叱责道：“住嘴！规矩一点！”正当大家都惊疑不定、十分迷茫的时刻，接着连长宣布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要士兵手不离枪，晚上睡觉不准脱衣脱鞋，然后宣读中央文件，内容是军委副主席林彪叛逃，机毁人亡。
几个社员在村头树下乘凉，那时家家大门上都挂着毛泽东和林彪的大幅画像，一个姓邓的社员指着附近一家大门上的画像说：“你们看，林彪的样子，真是‘勾勾鼻子鹞子眼，吃人心挖人胆’！”这话被人无意中传了出去，公社革委会认为这是一桩严重的反革命案件，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恶毒攻击，立即令邓某到公社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交待罪行。邓某学习了一个星期，无论怎样诱供逼供，始终不承认他有什么过错。区公安特派员反复侦查，那时说林彪是勾勾鼻子鹞子眼的人很多，再加上姓邓的是贫农，为人也不错，所以一直无法定案。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再也没有人追究这桩反革命案件。
宁夏综合地质大队物探技术员余渭国写了一篇文章，说：“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句话是错误的，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他这样一搞，实际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因为这句话，余渭国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惨遭杀害。
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原来是清华大学学生，一九六四年转学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到北大后，林豆豆因病长期缺课，超过学校章程所规定时间。中文系在请示了校领导之后（一般不必），请林家办理病假手续，并告知病好后可以复学。文革期间，林豆豆当上《空军报》主编，当初北大中文系要求她办病假手续一事，竟变成“迫害林副统帅的女儿”。北大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和代理教务长王学珍皆被用布袋子蒙头，绑架到秘密地点审问、殴打。一九六八年一月，造反派还在北大专为此事召开斗争大会，所有与此“案”有关的人都遭到野蛮羞辱和折磨。
七角碑大队的易观音，原名易枝花，自称凭面相即可判断其过去和未来，灵验好比观世音转世，故而号称易观音。有一天，易观音以林彪的长相为例又在顾客面前卖弄相术，说林一对官刀眉，这是凶眉，一个鹰勾鼻，这是奸鼻，一幅尖下巴，下场不好，这幅长相，完全是奸臣像，不会有好结局。有人据此举报易观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这是企图搞乱无产阶级司令部，用心实属险恶，是最严重的现行反革命行为。此时正当落实公安六条的严打时期，易观音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
某农场单身职工集体宿舍。一天早晨，广播里说“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一个单身职工接嘴说：“祝我身体健康呀，我还没起床呢！”舍友举报了他，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上海某师范学校副校长朱守中，反右中因动摇退却被开除出党，发配宁夏中卫县中学任教。四清运动中，朱被开除教职，下放农场劳动。朱某一直不服，常有反革命言论，诸如江青妄想以老佛爷慈禧自居，叶群要不是林彪的老婆，怎么也爬不进中央，他们这样做是夫妻党，把林彪的名字载进党章，这还叫什么共产党党章？陈伯达自诩为中央唯一的理论家，看来快不行了，康生是中国的贝利亚，宁左勿右，不知有多少好人吃了他的大亏，诸如此类。一打三反中，朱守中因反毛、反林罪被逮捕法办，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一天，武汉某街道小厂召开职工大会，斗争坏分子何为，一个积极分子气鼓鼓地上台说：“我今天要揭发批判何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行，他在和他们那一伙牛鬼蛇神放毒时，恶毒地称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最高’，称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为‘次高’，称周总理为‘台柱’，大家说，何为是不是一只花面狐狸？”下面齐声应答：“是花面狐狸！”接下来的一个积极分子，上来把何为的头狠狠按几下，同时怒吼一声：“低头！”接着又质问：“何为，你是不是说过现在八亿人看八个戏？”何为承认道：“说过。”会场顿时群情激愤，口号震天。会后，何为被关进厂里一个小阁楼里，白天不能回家吃饭，晚上两三个人看守。
小阁楼约十平米，人在中间可以直立，两边坡顶处不能直立。阁楼一边坡顶下安放一张单人床，何为睡；另一边的坡顶下搭了一个双人床（可三人横卧），看守们睡。两床中间放一张方桌，供何为晚上写交代材料，也是他与看守之间的汉界楚河。工厂人手少，男工短缺，看守者都是何为平时叫她们嫂子的女人。阁楼没有卫生间，上下阁楼靠一个活动的木单梯，起夜很不方便，因而只能用尿桶。何为如起身方便，要先干咳两声，并拉亮电灯，以免被栽赃或误认为想逃跑或行刺，然后从方桌下面拉出尿桶，面向他的床哗哗撒尿。嫂子们起夜则不开灯，轻手轻脚拉过公共尿桶一阵叮叮咚咚。中共九大后，天气渐渐热起来，如此狭窄的空间里男女混居一室，不便之处更多。比如夜间，既无须盖被子，长裤也不能穿了，即便关了灯，仍然能模糊显示肉光腿影。嫂子们终于忍不住了，对厂领导抱怨这个差事实在没法干下去了。两天后，何为被放回家，至于是不是攻击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也没人过问了。
南京浦镇车站工人王某，与人谈论毛泽东、林彪，随口说“毛主席红光满面，林彪骨瘦如柴”，被人举报，定为反革命，判刑五年。
南京知青陈卓然，与插友苏小彬一向对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很有看法。1970年2月12日，共产党江苏省委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头版重新发表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语录，并配发评论员文章《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进攻》，号召“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陈、苏以为时机来了，决心起来斗争。当天夜里，他们剪下报纸上的字，拼成六条标语，贴到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上，主要内容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等等。查金华是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第一位殉难者，罪状是组织马列小组，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质疑现行政策。3月6日，陈卓然、苏小彬因被告发而被捕。4月28日公判大会，陈、苏等人镇定自若，大会宣布陈卓然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苏小彬有期徒刑十五年，同案受牵连的还有陈卓然的女友王茂雅、陈卓然的妹妹陈美丽等人。后来，王茂雅精神失常自杀身亡，苏小彬在劳改期间被机床弄瞎一只眼睛。
文革初，侯金镜和冯牧都是《文艺报》的副主编。有一次，侯金镜指着墙上毛泽东像旁的林彪像对冯牧说：“这家伙真像个小丑！”大人们无所顾忌的谈话，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孩子，他们也在人前谈论这些党国大事。有一天，孩子们因谈论这些话题被抓，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他们的父亲侯金镜和冯牧，还有电影剧作家海默和画家刘迅等人。这些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海默拒绝招供，被活活打死，刘迅被投入牢房。有一次，中国作协召开大会批斗侯金镜和冯牧，一个刚毕业分来不久的大学生竟动手打冯牧耳光。批斗会的当晚，侯金镜回家喝了敌敌畏，因抢救及时，再加上敌敌畏已过期，虽然大小便失禁，只剩奄奄一息，经过洗胃抢救，还是幸免一死。三年后，侯金镜在湖北五七干校劳动，气温高达四十度还被迫担大粪。一天夜里，侯金镜发作脑溢血，次日晨辞世。
福建一个看相的，说林彪这人鹰鼻，相书上说这种人居心叵测，靠不住，有人举报他“诋毁我们最最最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最最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被送进学习班。
奉节县朱衣公社墙上发现一张歌谣传单：第一行是“最高指示 换新天，扭乾坤”，开头几句是“毯字弯里去了炎，王字头上把点添，八人同坐围一席，说话一句顶万句。双木同长视谁高，老虎背上砍三刀，时时高举红宝书，真是无毒不丈夫。”这是两个字谜，谜底即毛主席和林彪。中间有这样几句：“大红太阳当空照，晒干水田晒枯苗。灭资兴无割尾巴，没粮下锅看吃啥。早请示来晚汇报，抱着‘忠’字把舞跳。万岁万岁万万岁，永远健康紧跟随。斗天斗地斗爹妈，夫妻怕说知心话。学校停课闹革命，小将开口就‘勒令’。”讥讽毛泽东、林彪把国家搞乱了。末尾几句是：“要问此曲谁人写？朱衣农中鲁国彬。家住何地啥地名？举目望见单楼村。”
朱衣公社武装部陈部长立即向县公检法军管小组报案。陈部长认为，作案人显然是朱衣农中学生曾国林。理由是：第一，曾国林与鲁国彬字形相近。第二，曾国林就住双楼四队，与单楼村相对应。第三，曾国林是地主的儿子，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怀有阶级仇恨。可是当陈部长拿着传单到双楼四队侦查核实时，几个党员和积极分子却否定了他的意见，说：第一，曾国林没有这么傻。第二，字迹很像生产队会计刘光应的。第三，刘家与曾家有仇，刘光应想借刀杀人，陷害曾家。陈部长接受了他们的意见。第二天，县公安局王局长带着刑侦组来了，听了陈部长，王局长断言：“只有受过管、关、斗的阶级敌人才会这样反动，刘光应是贫农，不会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如此仇恨。再说，我刚才用舌头舔了一下传单，是用熟洋芋粘贴的，还带有盐味，现在食盐是凭票供应，哪家农民舍得在洋芋里放盐？因此，侦破范围只能锁定在区、社所属单位的阶级敌人。”经询问，王局长最终把区供销社和公社中心小学的历史反革命和摘帽右派作为重点排查对象。但是经过核对笔迹，诱供逼供，一无所获。王局长只得根据陈部长的意见抓刘光应，刘当场招供，最后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九年徒刑。
监狱里有个惯例，国庆节那天犯人可以听广播。1971年国庆节，狱中的翻译家杨宪益注意到，林彪没有出来发表演说，甚至他的名字也未被提及。杨还发现，十一那天《人民日报》刊登的西哈努克亲王贺电，只发给毛泽东和周总理。杨宪益判断林彪失宠了，于是拿起自己的红宝书，把第一页林彪写的前言撕掉了。一周之后，看守走进牢房，要求犯人把自己的红宝书统统上交。拿到杨宪益的那本时，发现林彪的前言已经不见了，看守大惑不解，又翻看一遍，还是找不到那篇前言。看守什么话都没说，把那本小红书扔还给杨，把其他所有犯人的书都带走了。犯人都觉得很奇怪，杨宪益告诉狱友，外面可能快要变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