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的任建宇是重庆万州人，2009年大学毕业，获选派为大学生村官，在重庆彭水县任村主任助理。这个年轻人对人生和职业的规划可谓务实，而他的日常生活可谓平淡：他通过考试，被录用为公务员，他准备不久后谋求调动，与在异地工作的女友相聚。但互联网把置身于偏远角落的任建宇和更广阔的世界联系起来，并且改变了他的命运。和大多数中国年轻人一样，任建宇经常上网，在网络上浏览信息，试图把握他生活的世界，并发表自己的看法。2011年9月，在重庆“打黑”最高潮的时候，他因为转载一些对重庆做法的批评，被重庆警方逮捕，随后劳教两年。
任建宇的遭遇凸显了两个关系到中国未来命运的问题：一是互联网能否继续扩大中国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二是中国能否坚持法治，继续限制权力滥用。
在中国，议论公共事务有一套标准的修辞，真正的意见通常被包裹在许多大而无当的废话和空话之中。不但官员如此，普通人也一样。1990年代末以来，互联网迅速在中国发展，如今已经成为5亿中国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信息流通的成本大大降低了，普通人有机会接触到他们以前接触不到的信息，特别是和政府和官员有关的信息。同样，他们有了公开发表意见的平台。套话被抛弃了，用来包裹和修饰个人看法的那套陈腐修辞成了嘲笑的对象。不正当的政府行为受到针砭和嘲弄。这使得政府与互联网的关系成为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
许多中国人在网络上和生活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一个现实中说话持重中庸的人，在网络上的言论可能尖锐大胆。这可能和网络言论的匿名性有关——解除了等级制度和人际关系带来的压力，网民可以平等地讨论问题，也可能与网络上言论之间的激烈竞争有关——只有最醒目的说法才能赢得读者。虽然有人抱怨中国的网络语言过于粗鄙，但更多的人辩护说，直接而生动的网络语言有效地推动了讨论。网络不但使一些平日里乏味的人变得风趣而辛辣，也释放了中国人被压抑的公共精神。
对互联网言论的打击也已经有了许多案例。极少数网民受到惩罚是因为他们发布虚假信息，误导了公众，但在多数案例中，网民对地方政府某些做法的批评，是完全正当的。不管是发表言论，还是批评政府，他们都只是行使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第三十五条和第四十一条）。但地方政府采取了粗暴的做法来应对批评。在已有的几个案例中，政府先是向批评者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闭嘴，如果不能如愿，就采取非法追踪和抓捕，直至对他们实施劳教——任建宇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任建宇的遭遇还将劳动教养制度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从1955年实施以来，劳动教养制度的功能和目标并非一成不变，学者于建嵘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之前，劳教主要作为政治斗争工具而存在，1978年至今则转变成社会管治手段。他在公开发表的研究中，曾分析100个劳教案例，发现其中存在三个严重的问题：处罚依据随意，权力缺乏制衡、违背正义原则。劳教制度的核心是不经过正当的司法程序，凭借公安机关或党政部门成立的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就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到3年不等，甚至可以延期为4年，这不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关于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和第十一条关于行政处罚设定权限的规定）和《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关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限之规定）。
一方面是“劳教制度所依据的法规，都已经成为非法”，另一方面，据重庆市披露的信息，薄熙来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包括任建宇在内的多位重庆市民因为批评政府或其他事宜被处以劳教，其所谓依据，实乃子虚乌有。
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的报告指出，中国在发展自己的政治道路时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劳教制度的存在已然违法，与生俱来的内在缺陷，则导致其沦为任意限制公民自由的工具。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劳教制度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政治学界和法律界多年来致力于呼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现在，是下定决心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