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应该担忧的是“富裕危机”，而非30年前的贫困。今后中国官员将不得不努力逃离这个制造私人富裕和公共贫困的市场刺激陷阱。
在过去，令中国官员夜不能寐的是国家的贫困。但现在，令人失眠的不再是贫困问题，而是富裕问题。
亚洲富裕阶层快速增长 中国富人超西欧多国
根据瑞士瑞信银行（Credit Suisse）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亚洲首次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地区，调查报告称，截止2012年6月底的为期一年间，亚洲地区家计总资产超过欧洲，全球家计总资产同比减少5.2%，报告还预测指出，亚洲地区的富裕阶层人数还将在今后数年内快速增长，预计5年内将扩大70%，达1170万人，其中日本和中国的新增富豪人数最多。
法国<索福瑞公司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西方国家富人仍占全球富人总数的80%。而中国的富人人数超过了许多西欧国家。
27%的美国家庭属于富裕家庭，而在中国这个数字只有1%。根据中国公安部的数据，中国有4亿多个家庭，这意味着有400多万个中国家庭进入了富裕家庭的行列。
调查还显示，全球富人的80%居住在西方国家，但中国富裕家庭的数量已经超过德国、法国等主要欧洲国家。
报道援引索福瑞商业和金融部门主管斯蒂恩的话说：“全球富人的人数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通过调查预期市场的潜力和走向。我们这次调查证实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将在未来几年成为全球富人聚集的中心。”
中国资产分布不均情况远远大于收入不均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发表的报告称，流动资产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中国人平均年龄为36岁，香港类似阶层的平均年龄是48岁，印度尼西亚为38岁。这份报告囊括了澳大利亚、中国大陆、印度、印尼、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台湾的数据。
汇丰公司的调查显示，中国富裕阶层的年龄在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地区中是最年轻的，而且这一阶层的人数有望超过亚洲发达国家。
汇丰亚太区财富管理业务负责人李锦荣说：“他们的年龄都在30多岁左右——正是积累财富的阶段。将来看到这批人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时，你不会觉得意外。到某个时候，这批人的数量将很可能超过那些成熟市场的水平。”李锦荣表示，由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将很可能促使亚洲富人把更多资金投在当地。
据悉，汇丰、花旗、渣打这些全球性银行都在亚洲扩展业务。当地的经济发展速度与财富创造速度都超过了美国和欧洲。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全国首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中显示，截至去年8月，中国内地家庭金融资产平均为6.38万元。其中，城市家庭金融资产平均为11.20万元，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平均为3.10万元，城乡之间的差异显著。
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8月，中国家庭资产平均为121.69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247.60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37.70万元。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均值是51569元，城市70876元，农村22278元。从数据中发现有0.5%的中国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超过100万，有150万中国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超过100万元，10%的收入最高的家庭收入占整个社会总收入的57%，说明中国家庭收入不均等的现象已经较为严重。
清华大学教授李宏彬表示，根据这个收入分配算出GDP数下线是0.44%，资产85%，根据资产算出GDP数是0.75%，说明我国目前资产分布不均情况远远大于收入不均情况，这跟房地产发展和金融市场发展有关系。
中国贫富差距超美国 面临泡沫经济
在中国日渐富有的今天，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求助于新的信息来源，试图理解中国的问题。1958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学家J•K•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社会》一书对当时美国狂热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现象作出批判性分析。他指出，对所生产的物质总量的狂热追求必将让位于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可能的生活质量。
中国已经变成贫富差距比美国还严重的国家。卢周来和王绍光等中国学者认为，在当今中国，加尔布雷思能很容易地找到美国富裕社会的症状。首先，当局代表着以其他一切为代价，狂热追求经济增长的一代人。其次，自从社会主义中国打破社会保障的“铁饭碗”之后，不平等现象急剧加剧。第三，个人消费的膨胀以牺牲养老金、卫生和教育等公共福利投资为代价。第四，过度发展和“面子工程”的开支大幅度增加，削弱了社会福利方面的社会投资。
缺乏对大多数劳动者的保护巩固了支撑中国增长的另一个支柱：用于投资基础设施的廉价资本。如果政府不保障养老金、卫生和教育服务，那么人民就必须省下近一半的收入以应对个人的困难。但国有银行提供的利息过低，使得大量廉价资本落入企业家手中，为投机性投资埋单，造成通货膨胀，使国内遍布着一些无用的庞大工程，如宫殿般的市政办公楼、停产的工厂和空置的酒店。
中国对增长和财富的渴求制造了泡沫经济，使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陷入贫困。近年来在中国展开了关于如何逃脱富裕陷阱的讨论。一方面，有很多人要求采取措施刺激内需。他们提出的第一项建议就是提高工资，取消对出口的人为补贴，为获取社会服务提供便利，改革户口制度，结束通过人为压低利率进行的“金融镇压”。
提高工资和逐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已经很困难了，但结束低利率的“金融镇压”更是对中国权力阶层利益的直接打击。
此外，这些措施将成为增长的障碍。因此，很多观察家寻求一个让中国的财富更容易被接受的方式。他们主张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鼓励企业提高价值，制定使不平等现象具有合法性的政策，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不平等是进步的重要条件。
很多人赞成中山大学教授肖滨提出的弹性专制的“广东模式”，这种模式给予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在互联网上表达担忧的空间。但王绍光担心的是，如果不竭尽全力应对造成不满情绪的根源，问题会越来越糟糕。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金融危机不仅标志着华盛顿共识的死亡，也引发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危机。广东等最发达的地区立即陷入混乱，西方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骤减。此外，随着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和利率上涨，关于传统增长基础逐渐被破坏的感觉也日益强烈。
中国的巨额一揽子刺激计划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加剧了长期的不平衡现象。如果说前人不得不与贫困问题作斗争的话，今后中国官员将不得不努力逃离这个制造私人富裕和公共贫困的市场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