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赵紫阳
四川是中国改革的策源地。要吃粮，找紫阳，是七十年代末从四川传到北京的民谣。这六个字是一个历史性的信号。我不知道将来的中国人懂不懂这个信号的含义，邓小平是懂得的：中国不改革，死路一条。
理论家为党史设计了一个定义：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这个定义冠冕堂皇，但不符合史实。事实上，中国改革的每一步，都是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否定。看看今日之中国就明白了。除了一党专政依然如故之外，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蓝图安在哉？把改革定义为自我完善，是文饰，只有靠花言巧语吃饭的理论家才写得出来。
毛泽东把人捆起来
改革就是改掉毛泽东。如果中国不出毛泽东，如果毛泽东不搞社会主义，改革就是多此一举。但中国毕竟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的共产党确确实实把中国人的手脚和头脑捆住了，因此中国人才需要松绑。改革就是松绑。
六十年前的中国有五亿人口，毛主席被尊为大救星。只要人人都聼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试看天下谁能敌！所以大救星就把全民组织在一种叫做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之中，由党来领导一切，以马列主义来统一思想，以国家计划来统一行动，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群众运动来对不听话的人开展斗争。大救星以为，这样一来，最美最好的图画就画得出来了。结果如何？全体中国人被党捆绑起来之后，出现的不是奇迹，而是灾难。
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万岁的欢乐锣鼓中，市场窒息了，国家濒于崩溃。大跃进短短三年（1959到1961），饿死了至少三千万人，也许是四千万人，仅四川一个省就饿死了一千万。但毛主席是只管大事不管小事的大政治家，饿死人对他只是小事一桩，反正他掌握着人类的最高理想，不容许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为了把胆敢有所质疑的国防部长和国家主席置于死地，共产党开展了以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为主题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十年中，大约有两千万人被斗争，一亿人受株连。不是饿死，就是斗死。这就是中国人要求改革的大背景。
但毛的权力高于人民，毛不死，谁想改革谁就是反革命。1976年，毛死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毛的妻子及其同伙（四人帮）作为替罪羊被抓起来了。不过毛泽东思想余威犹在，社会主义理所当然是中国人必须服从、不得违反的制度，否则必然招致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因此，老百姓所期盼的改革，只能在石板的隙缝中曲折地进行。当全国人心思变向往改革的时候，四川人走在改革的前列。这本书中五十多篇文章，讲的就是四川人从1975年底到1980年初披荆斩棘进行改革的历史。
赵紫阳和李井泉的比较
1950-1960年代时，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是李井泉。他是毛泽东的重臣，在大跃进中，因被毛誉为四川是上游而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信仰斗争哲学，通晓引蛇出洞的策略。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囘四川开会贯彻，在传达之前，首先就把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发到会上，叫干部表态。许多人误会了，以为这是庐山会议批准的文件，喜出望外，好极了，彭老总替我们说了心里话。凡是这样表态的干部，从地、县到乡、社，被省委一网打尽，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四川饿死一千万人，跟这件事有直接关系。但这不是李一个人的责任，毛泽东和共产党应该负总责。
1975年底调到四川来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后来被证明是一位改革家。赵是一位真诚的共产党员，但和毛泽东不同，赵不是唱高调的理论家，而是做事情的实践家。毛大概认为，自己早已写了《实践论》的文章，真理和随之而来的领导权就应该属于毛。赵紫阳则认为，一切实践者都是实践的主人；共产党应该尊重实践者的自主权。
赵到四川前，邓小平要他把农业抓上去。赵做了，做得很认真。赵抓农业，和李井泉不同。李的办法是不把农民当农民，千百万农民必须聼命于省委第一书记，赵的办法是把农民当农民，省委第一书记和全省各级干部应该尊重农民的自主权。李决定全省农民每年种三茬庄稼；赵认为应该让农民自己作主，因地制宜，如果两茬种得好，为什么非种三茬不可？（三三见九，不如二五得十。）李下令把旱地改为水田，没有条件也应该创造条件改；赵认为不可千篇一律，如果水路不通，就应该允许走旱路。李的办法是通过改造农民来改造自然，把农民捆起来夺高产；赵给农民松绑，怎么好就怎么办。农民本来就有几千年种地的经验，问题是李井泉不把农民当农民，才閙出了天府之国饿死一千万人的惨剧。赵紫阳把农民当农民，四川的农业就开始复苏了。
农民的自主权不限于怎么种植，更要紧的是怎样分配，也就是说，生产的成果归谁所有。广东省清远县洲心公社的农民早在1960年就创造了一种名叫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分配方式，实质上就是后来八十年代风行全国的包产到户。赵紫阳当时在广东主管农业，高度评价农民的这一创举。赵当时的评价是：单干比不干好。1961年，这个足以使人民公社名存实亡的制度，首先在清远县试行。接着，1962年8月，广东省委决定在全省彻底推广。可惜一个月后，也就是当年9月，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联产责任制被迫夭折。十三年后，赵到了四川，他继续研究四川农民的经验，先把联产责任制用在救命如救火的灾区，灾区大增产，再名正言顺把这种责任制介绍给非灾区。
中国人民公社史的研究者想必知道，社会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最早把人民公社这块通向天堂的神圣招牌摘下来的，是四川省广汉县的向阳乡，时间是1980年8月；赵紫阳作出这个决定，则在他调离四川之前。不是别人，而是赵紫阳，他不愿意把难题留给后人，义不容辞把砍掉人民公社的罪责担当了起来。
人民公社曾经被加载当时的宪法。但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制度，本来就没有任何合法性。何况，有公社则农民死，无公社则农民生。要农民不再成为公社的农奴，就只有使公社不再存在。毛泽东把中国农民解放为公社社员，四川的社员通过维护自己的自主权，开始从人民公社的枷锁中再解放出来成为农民。
赵紫阳和毛泽东的比较
四川的农村改革搞得最早，这一点，许多人知道。但许多人不知道，同在七十年代后期，四川认真地进行了多方面的社会改革，其中包括工商企业改革的试点。感谢《赵紫阳在四川》，它给我们也保存了这方面的珍贵的记录。
企业之非改革不可，因为他们和农民一样，也被毛泽东共产党全面捆绑住了。比较起来，捆绑企业的绳索更细密。在供、产、销的一切环节上，对品种、规格、产量、原材料供应、产品调拨、价格、投资、折旧、流动资金、职工总数，工资总额、上缴利润……，都有严严密密的绳索捆绑着。把农民当农民，尊重农民的自主权，为四川的农村改革开了路。把企业当企业，尊重企业的自主权，也为四川的工商企业改革开了路。
四川的企业改革，不是四川自己能够全部作得了主的。为此，赵紫阳不得不和财政部长吴波同志进行一场著名的争论。但国家银行行长李葆华同志对赵紫阳的大力支持，则在四川传为美谈。建立职工代表大会作为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也是在四川首先试点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为经济改革的一个生长点。
改革当然不限于工农业。自主权当然也不限于管理。思想就应该自主。中宣部长胡耀邦提倡解放思想。四川人是打破思想禁区和理论禁区的实践者。赵紫阳请经济学家孙冶方在四川开讲价值规律。当时四川的学术界，享有免予因讲价值规律而恐惧的自由。在经过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大洗劫后，四川也是首先敞开讨论市场经济的故乡。
赵紫阳把人当人，把人当作思想者。这一点，毛泽东绝对做不到。我最近重读《毛泽东选集》，想知道毛是在什么地方开始失足的。我研究的结果是，作为共产党人的毛泽东，一开始就基本上不把人当人。毛泽东认为，对党（或者对毛）来说，只存在着敌人和朋友。敌人，是必须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且踏上一只脚的，因此当然不是人；朋友，是能够帮助毛打倒敌人的，因此必须以毛的思想为思想，以毛的行动为行动，必须是亦步亦趋接受毛泽东控制的机器人，因此当然也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人。在毛泽东眼里，中国和世界一样，都不是统一体。人类被毛（或者党）劈成了两半，一半是党必须置之于死地的敌，另一半是党需要加以利用的力，譬如发展生产的劳动力，夺取胜利的战斗力等等。《毛选》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话，就表达了这种观点；后来所说的毛泽东思想（从湖南农民运动，到延安整风，到夺取政权，到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无非就是把这个观点发挥到极致的完整的准确的体系。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影响极大。赵紫阳不可能不受到这种影响。但正如赵所说，文化大革命使人大彻大悟。赵紫阳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彻大悟，落实成为行动，就是把人当人。全书就是证明。
赵紫阳把可能发生地震区域的居民当人。一接到省地震局的预报，就把地震的险情及时告诉老百姓，不让住在地震区中的老百姓蒙在鼓里，坐以待毙，或者坐以待救。
阿坝地区五个县，藏族同胞十五万人，平叛抓出了三万个叛乱分子，几乎家家有人坐牢。有人说，这是正确的，后来，仍然坚持说，这仅仅是一种扩大化。赵紫阳态度鲜明：坚决彻底平反！他也不同意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这个长期被奉为经典的论断。赵紫阳把少数民族同胞当人。
赵紫阳把右派分子当人。连被毛泽东钦定的流沙河，赵紫阳也不回避，不绕着难题走，直截了当，平反了。
赵紫阳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当人。赵到四川前，邓小平对他有两条指示，一条是要他抓农业，另一条是要他不要怕当还乡团，也就是要他敢于镇压造反派。实际情况是，赵到四川，风向已经大变，邓小平自己已经成为毛泽东进行批斗的焦点；批邓的主力，根本不是什么造反派，恰恰正是毛泽东自己。赵紫阳在四川，既把邓小平当人，不把邓小平当鬼；也把当年响应毛泽东号召，带头起来造反的青年学生当人，不把造反派当鬼。
把人当人，是文明社会的共识。赵紫阳作为共产党员，坚决不替共产党树敌。这是卓识。有些党委书记，天天替党树敌，还自以为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真是愚不可及。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能把人当人吗？
赵紫阳是1980年4月离开四川调到中南海来主持经济改革的。从这个时候起，直到1989年4月学潮以前，在经济改革的领域中，赵紫阳的工作得到了邓小平的赞赏和支持。邓小平对经济改革是支持的，而且是真支持。对此我过去不怀疑，至今仍不怀疑。1987年6月底，中顾委第一副主任薄一波老人要我帮助他起草一篇纪念七一的讲话，突出小平同志，中国需要巨人，小平就是巨人的时候。我在替薄起草的这篇文稿中，把邓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是诚心诚意这样写的，但是我错了，因为这不是事实。事实上，摸著石头过河不可能设计。中国改革开放没有总设计师。至于邓小平，比较准确地说，他当时是改革经济制度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也是改革一党领导制度的最强有力的反对者。
在党的元老中，邓小平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一位。当毛泽东把国家推向崩溃的时候，邓知道，经济不改革是死路一条，对人民是死路，对党也是死路。但丰富的消极的政治经验使他深藏戒心：关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神话一旦破产，有可能影响共产党的领导权。这是邓小平所害怕的。他可以对某些神话作新的解释，可以不再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神话，可以不再坚持群众运动的神话，但是必须继续坚持四个神话：毛泽东思想的神话，社会主义的神话，无产阶级专政的神话，特别是必须坚持共产党的神话。查查1979年理论务虚会的纪录就清楚了：在胡耀邦动员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后一个月，邓小平就在同一个会议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刹车报告。
一个人愿意坚持什么原则，那是他的自由。他如果要求全国人民非追随他不可，他就越出了常人的地位，有点以超人自居了。他如果对反对者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就肯定不把反对者当人了。天安门镇压证明，邓小平把请愿者不当人。我不得不指出，天安门镇压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确实是一脉相承的：坚持毛泽东思想意味着中国人不得成为独立的思想者，坚持社会主义意味着中国人不得成为自由的私有者，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中国人不得拥有法定的公民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意味着大家必须替共产党做驯服的工具。总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中国人不得成为人，中国不得进入公民社会。所以，即使在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兴致勃勃支持经济改革的同时，就已经种下了他在一定条件下进行镇压的杀机。
天安门事件以后，邓小平不愿意看到改革全军覆没，在南巡讲话中，重新贾其余勇，力图掀起经济改革的新高潮。但这种改革，已不再是向人民让步。这种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重新构筑所有制，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其结果，基本上是以政治权力的大小来决定贫民和富豪。无怪乎，弹指一挥间，中国被南巡讲话劈成两半，掘开了史无前例的鸿沟，打开了全面腐败的新局面。
回归人性，回归常识
我读完《赵紫阳在四川》，掩卷沉思。拨乱反正，乱是惊人的，正总是平实的。所以改革是平实的。改革者赵紫阳是平实的。把人当人，就是最平实的普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