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
从吕氏的兴起来看，政治地位的变化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从吕韬到龟图、龟祥，虽然吕氏已经登上政治舞台，但是，政治地位并不突出。而从龟图子蒙正、龟祥孙夷简开始至吕好问，吕氏先后有吕蒙正、吕夷简、吕公弼、吕公著、吕好问“相继执七朝政”，一时间兴盛无比。因为这种政治地位的变化，提升了吕氏家族的社会地位，造成河南吕氏迅速崛起。
但是，从家族文化的角度来看，从吕韬到吕夷简一辈，文化上都没有值得称道的特色。从吕氏“公”字辈起，吕氏才成为一个家族文化与政治——社会地位互相推动、相得益彰的家族。
概括地说，吕氏家族的学风特色，是“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围绕着这个中央，吕氏家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又有其具体不同的衍生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公”字辈，以吕公著为代表。这个时期，吕氏家族的学术主要在于经义。如吕公著，“自少讲学，即以治心养性为本”(《宋史》本传)，他的讲学主要是发挥《周易》、《论语》、《孟子》等儒家正经经义，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九、二○一里还保存有吕公著的《论语讲义》片段。实际上，这个时期北宋学术的普遍倾向也是如此，乃以《周易》、《中庸》、《论语》、《孟子》等作为思想建构的元典，如程颐说:“治经也，实学也。……为学，治经最好。”而在经中，“学者先须读《论》、《孟》。穷得《论》、《孟》，自有个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二程集》)吕氏学术风气与时代风气较为一致。
第二个阶段是“希”字辈，以吕希哲为代表。吕希哲继续了公著家学，以为“《中庸》之书，圣门学者，尽心以知性，躬行以尽性，始卒不越乎此书。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于篇。故此书所论，皆圣人之绪言，入徳之大要也”，谓“为世教者当重儒;又谓祖孔宗孟，学之正也。苟异于此，皆学之不正。”(《吕氏杂记》)但是，他好禅，“尽其平生之力，乃反见佛与圣人合。”(《吕氏杂记提要》)后来受到朱熹的尖锐批评。
第三个阶段是“中”字辈，以吕本中为代表。无疑，他治经，但是同时又继续吕希哲学风而溺于禅，全祖望说他“溺于禅，则又家门之流弊乎”(《宋元学案》卷三六《紫微学案序录》)。不过，其家族前代均不甚关心文学，但是，到了吕本中，这种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他在《送林之奇少颖秀才往行朝》诗里说:“上欲穷经书，下考百代史。发而为文词，一一当俊伟。”(《全宋诗》)这可以看做吕本中思想的全面反映。一方面，他是宋代闻名的文学理论家之一，早年就作有《江西诗社宗派图，》后来又作有《紫微诗话》等，主张诗歌要学习黄庭坚，但又反对当时江西派诗人规摹步趋的态度，提出了闻名的“活法”论诗学。另一方面，他是宋代有创作特色的大诗人之一，其诗流动清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江西派诗的峭硬，所以，方回评价说:“居仁在江西派中最为流动而不滞者，故其诗多活”(《瀛奎律髓》卷十七)，并说:“老杜之后有黄、陈，又有简斋，又其次则吕居仁之活动，曾吉甫之清峭，凡五人焉。”(《瀛奎律髓》卷二四)
第四个阶段是“祖”字辈，以吕祖谦为代表。《宋史》本传说他学术“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在他的思想中，继续了对经义、文学等的注重，但是佛学的因素相对较弱。与前代有所不同的是，吕祖谦非常凸显的是史学。一方面，他不仅在儒经里非常关注《尚书》、《春秋》等，把这些儒家经典作为史书来看待，甚至把《诗经》也视为史，说:“看《诗》即是史，史乃是事实。”(《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五《杂说》)而且也十分关注历代正史、《通鉴》。先后撰有《东莱左氏博议》、《十七史详节》、《通鉴详节》等多种著作。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于“畜德”的看法是重史。朱熹认为“读书须是以经为本，然后读史”(《朱子语类》)。但是，吕祖谦认为，“读《论》、《孟》，使学者易向外走”(《朱子语类》)，所以“不教人读《论语》”，主张由史入，以史为中央，“劝令看史……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朱子语类》)。这引起了朱熹的强烈批评，说吕祖谦“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朱子语类》)，虽然这个说法比较偏颇，实际上吕祖谦经、史、文都十分注重;但是，从这种批评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吕祖谦的学术重心所在。这种倾向，使吕氏家族学术在南宋的学术里有非常明显的独特性。
总之，吕氏家族的学术文化风气在于约而尚博，如吕本中《童蒙训》开篇就说:“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张，则诸子百家优点皆为吾用矣。”具体地说，“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是其一以贯之之本，但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又经过了不同阶段的润色变化，这就是以《论》、《孟》、《易》为本，发展为以佛学润色之，再发展为关注文学，最后确立由史学入手。本既未失，而润色之功方显，遂造就了宋代吕氏一族文化持久地兴盛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