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弱多时的美国经济虽仍缺乏全面扬升的强劲力道，但多项指标均出现正面意涵，显示美国经济确实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最近有两项讯息值得关注︰一为美国劳工部公布，美国十一月新增就业人数达十四．六万人，失业率下降至七．七％，创二○○八年十二月以来低点；其次，苹果执行长库克透露明年将把现有Mac产品中一条生产线，拉回美国生产。一条生产线回流的功效似乎不大，却象征美国总统欧巴马大力鼓吹“制造业回流”的政策，获得美国大企业正面回应。
这几年全球经济板块与产业生态出现大挪移，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美、日、欧等先进经济体则陷入发展迟滞与金融风暴之中，导致彼等开始检讨现有的国际产业垂直分工模式，亦即“进步经济体将制造端外包给发展中经济体，自身则保有研发、创新与品牌行销”，是否能为先进经济体发挥更大的综效？先进国家制造业外移或制造端外包，系建立在一个理想化的假设之上，乃是将技术低阶、利润微薄的部门外包，本国则大力发展高附加价值的创新、研发与品牌的经营，如此可以确保本国商品的世界竞争力，维持低通膨。再则，更可弃制造而就服务业，特别是发展金融业，充分发挥用脑力赚钱，以钱滚钱的资本主义精髓。
不料此一分工体系却导致经济发展失衡，尤要者，美国成了消费型经济，很多低收入民众靠信用扩张度日，甚至买房，让华尔街发明各种衍生性商品，例如次级房贷的证券化，以及担保债务证券（ＣＤＯ）、信用违约交换（ＣＤＳ）等，股神巴菲特所称的“金融毁灭性武器”，乃吹起史上未见之大泡沫。华尔街的金童玉女收入数百万、千万美元比比皆是，成功的避险基金操盘人分红十、百亿美元也时有所闻。但泡沫破裂之后严重冲击实体经济，卷起全球金融海啸，几乎重蹈一九二九年全球大萧条之覆辙。
欧巴马总统在竞选第一任时，即大力鼓吹强化制造业，当选后更推动美国制造业的回流与复兴，欲以制造业为基础，达成五年出口倍增计画，找回过去制造业外移所流失的六、七百万就业机会。若从十一月失业率降至二○○八年以来最低，以及苹果也积极回应欧巴马的诉求，政策成效显然正在发挥。而世界经济在此波欧债危机过后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变局，美国将重拾成长动力，再度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中国则陷入产业转型危机，用台湾话来说，就是到了能否“转大人”的阶段。不管如何，台湾都必须面对这个变局，彻底改变目前产业大量外移中国，外销出口逾半在海外生产（实际上是在中国生产，替中国创造就业机会，只赚到帐面数字）的营运模式；而美国正是值得借镜的范例。
诚然，当年台湾企业外移，乃是人力密集、技术层次低，组装代工的产业，应付全球化挑战最常采取的回应模式。此等代工型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本国经济成长，造成薪资水准上升，反倒不利其发展，因此在海外寻找生产基地，亦非得已之举。恰好中国推动开放政策，释出数亿廉价劳力，加上语言、文字相通，于是成了台商外移的首选。其间纵然在李登辉主政时期推动南向政策，企图解决产业外移集中于中国的失衡现象。但彼时东南亚政经情势不稳，加上时有排华潮，台湾人亦被当成华人看待，南向政策终难发挥成效。而台商外移后，政府之宏大计画如发展台湾为研发总部、亚太营运中心云云，皆流于口号、画饼。因此企业外移不但未替产业分工加分，反而导致国内产业空洞化，失业率居高不下。
现在是全球产业政策重回正轨的时候，制造业回流成了主旋律。而欧巴马重振制造业，旨在解决失业、厚植国力，以制造业做为经济再起之基础；但马政府的重点在解决外移台商之困境，如中国生产成本大增，故而引导台商回流的措施，不在创造本国之就业机会，反在大幅松绑外劳聘雇比率与五年缓征额外就业安定费上。如此的台商回流，只能解决有限的经济困境，以及增加少数的就业。看看美国，想想台湾，马政府的政策方向应以美国为师深入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