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的故事：清理阶级队伍
全国夺权、武斗之后，手握乾坤、口含天宪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操纵者又来了一个《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敬爱的林副主席”立即起了作用，他号召军队以所向披靡的强大武力强迫造反派们停止战斗，并收缴他们的武器，而后由“军代表”强制实现大联合。
于是乎“G”、“P”两派握手、拥抱的宣传画贴上了街头，誓决生死、不共戴天的敌对双方终于又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大联合”以后，毛泽东发布了“革命委员会好”的《最高指示》。于是，省、市、县、区、人民公社以及企、事业单位抛开了“解放”初建立的所有的党、政机构，开始成立“革命委员会”。所有的“革命委员会”都由军代表主持，个别反刘有功的老干部被“结合”，表现突出的造反派头头由此也开始参政。
然而，造反派们为数太多，当然不能全部参政。于是，一贯神武、睿智、英明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又给他们分派了一个新的任务：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5、6月间，“群众专政队”宣告成立。大家基本上都是往日的造反分子，一律身着工装，头戴柳条帽，手持一根长约一米半的木棍。木棍中间漆成白色，两头漆成红色。
白天，“专政队”扛着木棍在街上穿梭巡逻，见到“有问题”的人当即拿下、殴打、抓走，之后便是专门夜间抓人。“专政队员”用木棍捣窗户、用脚踹门。破门而入后，把要抓的对象几棍打倒，喝令跪好，同时喝令此人家中的老人、女人、小孩在一边不许哭叫，或是叫他们统统跪下。有忍不住哭叫的，当即殴打，无论老幼病残。而后，“专政队员”将被抓对象用麻绳紧紧捆绑，揪着头发，一路拖拽、殴打着扬长而去。
然后，这个家庭老老少少便是滚作一团凄惨地哀嚎，仿佛遭了土匪打劫。
那个时候，中国人看不到反映欧洲二战的记录片、电影片，因此没人知道“群众专政队”的组织形式与具体做法与当年希特勒的“冲锋队”如出一辙。“全世界人民最最敬爱的领袖”毛泽东以及他的老婆江青享有无上的特权，他们都可以随便看那些“内部电影”，想必一定是看到了“冲锋队”在德国建立法西斯政治时的特殊作用，受到启发，才如法炮制了中国毛式“冲锋队”。基于中国特色，名之曰：群众专政队。
1968年7月1日，“伟大、光荣、正确”的党47岁的生日刚刚过罢，淮南市谢家集区“群众专政指挥部”突然采取了大规模行动。一夜之间，“专政队员”在街区里总共抓走了200多人，全部关在谢家集区工商联合会的会议室里。
在被抓的人里面，首先是“走资派”，区委第二书记曹建华也在其中。其次是便是“黑五类”，即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有国民党官员、军官等旧身份的人，我的父亲也在其中。还有被打过“右派”的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现行反革命”、在武斗中杀过人的打、砸、抢分子。
叫人感到极端荒唐的是，被抓的人里面还有一种人被叫做“三开分子”。这种人成分、出身、个人历史都没有问题，只是因为有一技之长，在日本占领时期、国民党时期、共产党时期一直都受重用。因为江青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有的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吃得开，在国民党时期吃得开，在共产党时期还吃得开？”所以就确立增加了一个迫害名目：三开分子。
所有被抓的人一律罚跪在水泥地上，不给吃，不给喝，禁止家人探视。“专政队员”提着木棍或握着皮带在他们中间溜达，看谁跪的不好，或是看谁不顺眼就狠狠殴打。每一个人都遭到毒打，有的人被毒打数次。当时我的父亲已经60整岁，但是还有比我父亲年纪更大的人。一个70来岁的老人倒毙了，“专政队员”说他装熊，殴打数下没有动静，发现真的死了，这才通知所在单位来人将尸体抬走。
两天两夜以后，经过一番“甄别”，一部分人被宣布执行“群众专政”----这是最宽大的，允许所在单位领回去游街批斗，我的父亲也在其中。另一部分则升了级，押送到正式监狱，或集中到蔡家岗第一小学去了。很多人膝盖肿胀发紫，根本无法站立，我的父亲是由我和弟弟把他背回来的。到了家里，我们给父亲喂水喂饭，给父亲用热毛巾敷膝盖。三天后，父亲才说话：“过去说地狱有十八层，我这回经历了十九层，有的人还在我下面！”
抓捕仍在继续，整个街区十有三户、四户都被抓了人。土产商店的女工刘某因为说某某参加红卫兵接见，看到了毛泽东，是“瞎猫碰到了死老鼠”，立即以现行反革命重罪被抓；摆剃头摊的蒋某喝醉了酒，说解放军战士手中的冲锋枪不如烧火棍，不敢对他开枪，他家是八代老贫农，也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抓。最后，连张家茶馆的张永乐（我的小学同学，17岁，犯过小偷的毛病（目前健在））、印染厂的傻子（18岁，坏脾气，总爱找人挑衅）都被抓了起来。
从1968年夏天开始，谢家集街区成了异常热闹的世界。每天从早晨到晚上，总是一批又一批的人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被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脖颈上挂着大牌子开批斗会，有的人还被画了大花脸。锁厂的一个批斗对象被指为保皇狗，游街的时候嘴里衔着稻草，肩上抗着一根大铁棍，意为“铁杆保皇狗”。修锁匠黄某被批斗，他的儿子不服，干脆拉过来一起批斗。
谢家集第一小学六年级学生尹忠心（目前健在），上厕所用报纸擦屁股，因上面有领袖像，被判十五年徒刑。谢家集第二小学教师刘化文（目前健在），一时意气用事，推打了一个军代表，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五味斋饭店的经理黄家其在闹派性的时候与人结了仇，逃跑避仇，抓回来被判无期徒刑。
很多人自杀，藉此躲开难以承受的精神迫害和肉体摧残。但是死了也不能干净，还要被指责为“自绝于人民”、“抗拒改造”、“仇视无产阶级专政”。
我家同院邻居张风林，40多岁，以前饭店小伙计出身，一向谨小慎微、胆小怕事，只因为说了一句“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这样的民间俗语，便被抓了起来。当天夜里，因为害怕遭受非人的折磨，他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在蔡一小用铁丝上吊死了。此后，单位为他开了三天死后批判会，让他的老婆孩子到场代受批斗。
残酷的批斗一直延续到年底，差不多每个人都经历了上百场。
隆冬到来之际，所有的“专政对象”都被押送到淮河大堤上做苦役，在“专政队员”的监督下抬土垫堤，所谓“打坝子”。他们大多都是40多岁到60多岁的人，被强迫男女杂处，住在临时搭起的草棚子里，不脱外衣睡觉。这样的草棚子不遮风、不挡雨，任凭雪拥冰冻。没有人过问“专政对象”们吃饭喝水的事，全部由他们的家人一天往返几十里路给他们送饭送水。我的13岁的弟弟在大雪天给父亲送饭，陷入雪下的水塘，幸亏应家台的农民发现，救了他。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批斗活动依然不会停顿。每天早上出工前，做完了“四个首先”以后，“专政对象”被排成列，专政队员喝令他们一个一个出来认罪、交待。每次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区委第二书记曹建华，随着专政队员的一声声喝令，这位四十多岁的昔日的女革命家，主动给自己戴上大牌子、高帽子，打开《红宝书》念上一些段子，然后交代自己的种种“罪行”，并一再指责、痛骂自己。有时候，赶上专政队员不高兴，叫她跪下交待，她必须当即跪下。
接下来，便是其他的“牛、鬼、蛇、神”一个一个地“过关”。
非人的凌辱与沉重的苦役摧毁了很多人，有人摔倒下去，再也没有爬得起来。人死了，专政队员通知死者亲属抬回尸体，并严厉规定不许在现场啼哭。
到了1969年春夏之季，毛氏夫妇的“文化大革命”这个私家店铺开张了整整三年，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刘少奇，一个始终没有招架之力，却被称为“最危险的敌人”的可怜虫，连同他的一切势力都被彻底摧毁了。所有因为他而连带遭受冲击的人们，或被整死，或已自杀，一息尚存的一些人早已被折磨的奄奄一息、垂垂待毙。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人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构成任何一丁点儿“威胁”了，但是残酷的迫害仍然没有休止。
被愚弄的人民群众热烈而近似疯狂地庆祝过“九大”胜利闭幕之后，所有在河堤上做苦役的“专政对象”都回到了所在单位。在单位里，他们被强迫着在胸口前别上一块白色的布标，上面用黑墨写着自己的身份、罪名，或者是戴上一个白袖章，上面同样写着自己的身份、罪名。“专政队”方面严令：无论是上班、回家、聚会亲友，必须这样时时刻刻佩戴着，绝对不许取下！！！
当然，这方法也并非我们“伟大领袖”和他的夫人新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对待德国和占领区的犹太人就曾经使用过。
“专政对象”们每天要提前上班，把一切脏活做完。其他“革命群众”来齐以后，先做“四个首先”，即向主席像鞠躬、念“万寿无疆”、念“永远健康”、背诵《最高指示》，然后让“专政对象”挂上牌子，开批斗会。大家把“专政”对象痛斥、痛骂一阵子，再后才去各做各的工作。
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了1970年的下半年。这个时候，战无不胜的毛泽东尚未与“亲密战友”、“九大”党章既定的接班人反目，依然沉浸在倒刘成功的欢悦中。一个内部文件下来，终于对所有的“专政对象”们开始了实际意义上的清理。当时，“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各单位的钦差大臣，由他们对“专政对象”进行审问、调查、核实、甄别。至本年年末，一部分人被宣布“解放”，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我的父亲也在其中。另一部分人则依然定性为“敌我矛盾”，仍须继续“改造”和接受批判。
无论怎样，地狱的深化工作至此停止，总算不再向十九层以下延伸了。即便是定性为“敌我矛盾”的这些人，也被开恩从此摘下了白胸标、白袖章。“专政队”的作用逐渐被“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抵消，再没有人召开批斗会，再没有人强迫别人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挂上大牌子游街示众。
随着“九·一三”事件发生，“‘九大’是胜利的大会，是团结的大会”的欺骗宣传完全曝了光，丢了人、现了眼。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英明着、伟大着的领袖毛泽东可能感到了懊恼、羞愧、不好“向全国人民交代”，因此而中了风。
由此，类似“清理阶级队伍”这样伟大的、“千秋万代”的事业再也没有人能够挑头领导了。所幸幸甚，这样的历史悲剧自此再也没有重演、再也不会重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