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给人的感觉是能歌善舞，至少可以摆弄三种乐器：钢琴、二胡和吉他。为显示自己的乐器才能，江泽民甚至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1999年3月30日，江在奥地利总统克莱斯蒂尔的陪同下到莫扎特故乡萨尔斯堡参观。莫扎特故居最有价值的收藏品是这位大师1785年在维也纳购买的一架钢琴。在总统介绍完这件200多年前的文物后，江泽民立刻跑到钢琴凳前坐下，拉开架子要演奏。如果江泽民弹奏莫扎特的代表作《唐璜》或《费加罗的婚礼》倒也算是对大师的追思和怀念，但江竟然开始弹奏不伦不类的《洪湖水浪打浪》。克莱斯蒂尔有心阻止江不要去碰大师的文物，但又要顾及外交礼节，表情十分尴尬，而江泽民一边演奏一边色迷迷地盯着旁边的一位漂亮中国小姐，希望能看到她赞赏的眼神。
当江泽民沉醉于炫耀他精通乐器，包括乐器之王──昂贵的钢琴时，他可能没有想到，由此也揭示出他父子两代汉奸的历史。
汉奸洗脑术
在汪伪时期，能够付得起贵族中学和汪伪中央大学的学费，并且能够练就一手钢琴的家庭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
江泽民的父亲江世俊在1940年的时候投奔南京，当时南京伪政府由三巨头──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主持，其中陈公博和周佛海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一大代表，党内排名比毛泽东还要靠前。
汪精卫另立政府，从部长到办事员，需要一整套人马及后备人才，于是无耻文人、忘义商人、赋闲政客、旧日官僚蜂拥而上。南京汪公馆前，车马盈门，四十年代最新流线型灰、蓝、红、绿各色轿车及稍为老式的黑白两色卧车，从秦淮两岸的豪宅，从玄武湖畔，从西子湖边，从上海、从苏州、从无锡、从扬州，八方聚集，像从地下钻出来一样，一时沉渣泛起，都在抓住机会，争先恐后，蝇营狗苟，趋炎附势，其中就有商界文人江世俊。
江世俊是个善于投机和趋炎附势的人。当时侵华日军兵锋极盛，从中国大陆东北、华北、华中直打到上海、武汉、广州，随后香港、马尼拉、南洋诸岛接连沦陷;1941年底，山本五十六几乎全歼珍珠港的美国机群及舰队;而蒋介石中央政府却在用汉阳造老旧步枪与大刀片抵抗飞机坦克，因此许多人相信“亡国论”而去端侵华日军的饭碗。但江世俊出于小商人的精明打算，也需要防备有朝一日侵华日军战败后，国民党卷土重来，于是放弃自己原来的名字不用，而改用大号“江冠千”。
江世俊是文学和电机方面的爱好者，也在这两方面颇花过一些功夫。他悉心研究纳粹的宣传手段，尤为欣赏雷妮.瑞芬舒丹导演的纳粹记录片《意志的胜利》，此片采用艺术的手法和类似宗教的狂热把希特勒塑造成为一个“神”。在希特勒上台最初几年，GDP以每年100%的高速增长，似乎也成了“意志的胜利”的旁证。雷妮为纳粹1936年奥运会拍摄的记录片《奥林匹亚》更是“把奥运会转化成了法西斯仪式。”这些影片从美学的角度来说，让当时无数的年轻人如痴如醉。
江世俊主持伪中央政府宣传部日常工作，他把全部的心血研究用于法西斯宣传上。他也深深懂得了舆论的力量。虽然他每日“公务繁忙”，但是总不忘抽出一些时间，对江泽民进行“谆谆教导”。后来人觉得江泽民“六四”前封杀《世界经济导报》事出偶然，实则大谬。媒体的力量，江泽民在十五岁以前就已经懂得了，只不过日后在共产党官场的摸爬滚打中，吸收了更多共产党的宣传“理论”，锻练得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有机会付诸实践罢了。
江世俊一手策划了“大东亚圣战太平洋战绩展”，利用他学到的宣传技巧和电机知识，用声光演示日美之间的空战和海战，日军开炮，美机中弹坠毁，模拟得栩栩如生;《奇袭珍珠港》的巨幅油画，占满墙壁，战云蔽空，零式战斗机黑蚊一般俯冲起落，显示日军武士道精神，以及天照大神保佑的“武运长久”，让观众感到侵华日军不可战胜，会永远留在中国，“歼英灭美”指日可待。
同时江世俊还参与策划了抗击英美的电影《万古流芳》，高酬聘名导演，请形象高大的明星高占非演林则徐，完全按侵华日军仇美需要改造历史。
为粉饰太平，让市民淡忘几年前的南京屠城，江世俊还搞民俗形式的宣传，利用佛教文化“盂兰盆会”，大放河灯，在报导中渲染秦淮河中，玄武湖上，绿波中一片莲灯花海，南京市民观者如堵，挤满秦淮两岸、夫子庙前，于无形中被麻醉洗脑，沉醉于“太平盛世”。
江世俊负责的日伪宣传部编创通俗儿童歌曲，深知洗脑要从娃娃抓起，用“宝刀如电气如虹，为争一盛荣，”灌输儿童为“民族”昌盛富强可以杀人和发动战争;用“千里万里，大风扬扬，”歌颂侵华日军进军亚洲千辛万苦，为争取东亚民族解放在大风中长途跋涉，英勇牺牲;用儿童读物连环画《英美侵华史》，煽动对英美的仇视，歌颂“大东亚共荣圈”，“亚洲人民齐努力，歼英灭美竟全功”。
江泽民算是比较早熟的人，当时一直亦步亦趋地跟着江世俊学习这一系列麻醉洗脑技术，而且天生坏水儿，一说即通，一点就会。今天的中共以倾国之力堆起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大橱窗城市，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各路歌星、影星、笑星一起上阵宣传“盛世大联欢”。然而中国九亿农民人均年收入仅2620元人民币，低于联合国贫困线标准──人均年收入不超过三百六十五美元，即三千多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九亿农民整体贫困。这些农民和城市三千万下岗职工及家属，如果不是饿着肚子，光看电视宣传，真的以为自己生活在天堂里，这也是拜当年法西斯和汉奸给江泽民培养的宣传“才能”的种子，加上共产党的党文化浇灌和江泽民的“天份”而得以成熟发扬，结出的果子。
在江泽民三权在手之后，他利用密友陈至立任教育部长的机会，给孩子们洗脑，最令人发指的就是企图在教科书中把岳飞和文天祥排斥出民族英雄之列，并美化遗臭万年的卖国贼秦桧。江还采用类似《意志的胜利》的手法，斥资三千万美元，让张艺谋拍出了风景和动作美轮美奂的影片《英雄》来美化暴君秦始皇，并在人民大会堂首映。这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手笔，既有他老子当年对他的影响，又结合了江后来学到的中共宣传手法，其财力投入上更犹有过之。应该说江世俊所编造谎言的范围和深度是无法与江泽民相比的。
江泽民喜欢秦淮河畔的花柳繁华、温柔富贵。侵华日军捧红了色艺双绝的帝国之花李香兰，她演唱了许多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如《何日君再来》、《夜来香》、《卖糖歌》、《歌舞今宵》等等，在沦陷区听到如此甜美和风光旖旎的歌声，人们自然会淡忘几年前的那场屠城。李香兰主演了《支那之夜》并唱红了与影片同名的歌曲，描写一个中国姑娘虽然挨了日军的打，却还痴心不改地爱恋着日本侵略者。这种用甜歌和美女细致入微的洗脑手段，也令江泽民印象深刻。江泽民曾亲自指示中央电视台每年春节联欢晚会都要以宋祖英歌唱“盛世”的颂歌开幕，这种苦心就可见一斑。
对于当年貌美如花的李香兰，江泽民更是念念不忘。1991年，日本四季剧团来华演出大型音乐剧《李香兰》，其中不乏对历史的改述。当时已经71岁的李香兰本来准备亲自来华参加大连的闭幕演出，后因身体不适而不得不取消行程，江泽民还叹息了很长时间，为没有和当年千万男人的梦中情人直接见面说上几句话而遗憾。
江世俊年年祭祀孔子，举行大典，表演“八佾舞于庭”，以示弘扬中华文化，并且按照《礼记》王制，猪、牛、羊三牲作为“太牢”祭后分割送给日伪政府部、局级官员。江泽民打着弘扬民族文化的旗号，实则为中共涂脂抹粉，与乃父一脉相承。
“青年干训班”
侵华日军间谍总头目、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有个得力助手叫丁默村(亦名丁默村、丁默根)。当年丁以战略方案《上海特工计划》脱颖自荐，于上海基斯菲尔路76号成立“特工总部”，丁默村、李士群分别任正、副主任。丁默村早在1939年即就任伪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兼社会部部长，相当于中共政治局常委兼国安部长。
江世俊望子成龙，深知唯有特工人员出身才能得到侵华日军的特殊信任与重用，如丁默村之流，大有前途;而丁默村在另选校址重建伪国民政府中央大学之前，就想到决不能让侵华日军办的大学培养出抗日分子，因此训练“职业学生”掺杂其中，监视抗日思想或行为，及早发现蛛丝马迹，并加以逮捕消灭已成为当务之急。于是丁创办南京大学青年干训班，吸取侵华日军经验，从高级官员子弟中，选拔幼苗，从小培养，以期植入心扉，处变不惊，应对有方。汪伪政府部、局级汉奸趋之若鹜。
丁默村一共办了四期未来干部培训，每期人数不等。江世俊见缝插针，力荐其子，称之为特殊材料，极擅于隐藏自己。
有意思的是，特工训练除业务技术科目外，也上政治课，从思想上控制特工人员。一切特工被禁止信奉正神。德、意、日结成轴心国后，彼此交流特工资讯，无神论的祖师爷、宣布“上帝死亡”的尼采邪说被当作时髦的“先进文化”，成了特工精神训练的重要教材。
江泽民参加了第四期培训。干部培训班是以中央大学的名义办的，请有关专业教授及特工兼课，每期结业，直接送入中央大学。江泽民选择了电机系，这与其父业余爱好有关，也因为江泽民对江世俊在大东亚圣战展览上显示的电机技能感到好奇和新鲜。
江泽民除免费入学外，还有特殊津贴，出手阔绰，与趋炎附势的狐朋狗友徜徉花街柳巷。特工行当使江腐化很早，所以在江泽民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时，第一次出差美国就嫖妓熟练。这在当时部长一级尚很少见。
这个青年干部学习班的成员，嗅觉都忒灵敏，侵华日军投降后纷纷逃散。落入中共手中者，都成了保卫部门的业余教员，定期给保卫干部上课。而江泽民也给中共上了一课，他虽然“干正事的能力不如一个地方单位的小科长”，却以特工手段，耍弄了土八路中一切新老对手。
2003年10月，有人公开发出呼吁，希望知情人提供一张照片，其题目为《李士群江泽民合影》，摄制于1942年6月。这张照片的见证人指出，李士群接见伪中央大学青年干训班(秘密)第四期成员，当时一共23人合影。第二排左五即为江泽民。
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12日，李士群受中共指派，前往苏联接受“特工”训练，1928年底返回上海，在中共“特科”工作。1938年，李士群投靠侵华日军，建立“76号特工总部”。与李士群在青年干训班的合影成为江泽民汉奸特务出身的铁证，也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
1945年9月3日，日军战败投降，中国失地开始光复。国民党政府在当月26日颁布《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别办法》，对日军侵华时的沦陷区公立专科以上的在校学生进行甄审。同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命令，将上海交大、重庆交大和南京中央大学三校合并为一，以徐家汇的上海交大为校址。由于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交大等六所院校被列为汉奸伪学校，其在校学生为伪学生，均要进行甄审，因此江泽民也在有汉奸嫌疑的伪学生甄审之列。可就在此时，正待甄审的江泽民却突然离校跑掉了。
跑掉的原因是他看到了陈公博的下场。南京政府在1945年9月9日受降仪式结束后，立即由中方代表何应钦向日本代表冈村宁茨提出引渡陈公博回国受审，10月3日陈公博被押送回国。从国民党政府对于汉奸的严厉手段，江世俊也感到大难就在眼前，于是他把“江冠千”的名字丢掉，摇身一变，又成了商人、工程师、文学爱好者“江世俊”，跑回老家乡下隐姓埋名了一段时间。
江泽民则离校逃跑，流落到了江西永新一个叫棉花坪的地方。没有了《支那之夜》的歌声，也没有了秦淮河畔的《玉树后庭花》，更没有了特务经费和人人称羡的阔少生活，江泽民饥寒交迫，流落街头。后来当地一位农民收留了他，让他在那里一待就是半年多的时间，才被他的家人接走。
在走之前，江在那位农民家的一本旧医书上写下如果今后他发达了，一定回来看看之类的话，并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江当总书记以后，曾去过井岗山，途中就在永新待了一天，而且特意去看了一下棉花坪。但随行人员都不知道他为什么熟悉这样一个小地方，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看看。1997年，当时那位农民的后人找到了那本旧医书，大吃一惊。就找到了尉建行妻子(也是永新人)的一个亲戚，想通过他来想点办法，但是最后还是被那个亲戚劝住了。
在江泽民出逃期间，中共上海学委利用广大学生对甄审的不满情绪，发动六校学生成立学生联合会，并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3月的半年内(正好是江避难江西永新棉花坪的半年之内)组织六校学生先后七次上街游行(其中最著名的是11月6日的示威游行，简称11.6游行)，八次请愿，多次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与此同时，南京、北平等地被列入伪学校的学生也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鼓动下相继行动，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引起社会舆论很大反响。
这么大这么风风火火的运动，江泽民如果参与了，以其巧舌如簧就足够附会出二、三十集自我吹嘘的电视剧，但江泽民硬是从不提起，实际原因是他根本没什么可说的，一说就露馅儿。当时他既不在南京也不在上海，而是躲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偏僻角落，焦急地盼望着甄审活动停止的消息。
江泽民后来为掩饰这段历史，说他在1943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这纯属瞎掰，完全是为蒙骗不懂历史背景的外行，须知当时在侵华日军占领区学校里，并没有发生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只有秘密的地下反日抗日斗争活动，在国统区才有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抗日的学生运动。这种中共在国统区发动的学运与其说是为了抗日，倒不如说为了损毁蒋介石的声望和希望国民党与日本人两败俱伤。
江泽民对于大学毕业后1948年在上海的这段历史，历来也很避讳。据中共中央提供的简历里，介绍江1947年大学毕业后，接着就是有关1949年中共建政后的经历。
事实上江泽民当时的两个老板分别是日本人和国民党，用中共的话讲，就是剥削者和反革命。这段实情除了海外学者以外，也再没人提起。江泽民和马克思敌人的短暂共事，这是他在中共统治时期无论如何不敢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