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改革就是权利的重新界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能够取得成果，这和老百姓权利进行重新界定是有很大关系。要是没有这个权利的重新界定，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取得这些成果。
经济繁荣程度往往取决经济自由度，经济自由度越高，将意味着市场主体拥有权利越多。创造财富需要人类的劳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劳动都可以创造财富。勤劳而不能富有，这就是劳动过程中做了很多无用功。如果这个社会都在做无用功，这背后必然是体制出了问题。如果一种体制奖励人们做无用功，惩罚人们做有用功，这个社会肯定是贫穷落后的。尽管很多时候，决策者都希望人们多一些有用功，但是采取了社会强制度很高方式，那么结果只能导致更多人做无用功。
没有经济自由度，普通老百姓的选择就很有限。道理很简单，老百姓要是在家养一头猪、一只鸭、一只鸡的权利都没有，那么这些劳动力资源将被空置了。本来，这些劳动都可以创造财富，但是被禁止了。要是强制他给公家养猪，看起来也可以创造财富，但是实质上却是做了很多无用功。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积极劳动，把猪养得很好，却未必得到相应回报。他不能从中得到好处，他会积极去干活吗？不要说他思想觉悟不高，这都是人类的共性。要提高他们劳动积极性，就必须让他们能够从劳动之中得到好处。实践证明，养自家的猪是最有积极性的。这场改革就是，政府同意农民可以养自家的猪，于是老百姓权利得到重新界定。
产品的物理性质并不是决定价值的唯一因素，并不是这个房子物理意义上功能好，就一定值钱，而是关系到背后一系列的产权问题。如果房子产权受到约束，价值必然下降。要是规定一幢别墅不能转让、不能出租，只能自住，虽然物理性质没有受到破坏，但是市场价值却下降得很厉害。市场经济认可不仅仅是产品物理性质，更重要就是背后的产权制度安排。产品物理性质可能很好，但是如果产权制度约束了，那么这些物理性质就不能有效表现出来。一幢别墅，要是不能转让，也不能出租，就不能让更多人享受到其中的物理功能。没有转让权，就不能让最需要的人来使用，市场价值必然会下降的。
经济自由度增加了，人们就有更多选择。选择越多，就越有利财富的创造。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就是市场主体的权利界定再界定的过程。市场经济将意味着个体和企业有更多选择权，有了更多决策权。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些意义都是深远重大。这场经济体制转型，提升了中国经济质量，维持继续高速增长。
李克强突出强调：“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这句话说得非常对，但是问题关键就是大家是否有这个意识。很多时候，我们强调产权的保护，但是却无意之中破坏了产权。完整的产权必须至少包含转让权、收益权、使用权。物价上涨，于是提出价格管制，但是却很少想到，价格管制就是对产权的一种侵犯。要知道，完整的产权，必须尊重产权者的定价权利。价格管制就剥夺他们的定价权，间接剥夺他们的收益。市场经济就是利益的场所，我们没有权力要求市场参与者做出无谓的牺牲。频频干预市场，就是等于对产权的变相侵犯。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因此，维持经济继续高速增长，最关键不是政府做了什么，而是给予普通公民有了多少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