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在给BBC中文网的评论《有什么力量可以替代共产党》一文中提出，衡量政治改革是否发生的关键在于是否开放党禁，统治党是否与其他政党竞选并承担可能败选的风险。 该文引起了读者的热议。
中国的维稳费惊人
“美国的民主，只是有钱人的游戏，两个竞选人，大把地撒钱，没有上亿美元，普通人能当选吗？总统不过是今天是这个集团，这伙有钱人的代表。”
这个评论非常耳熟，是中国官方灌输的一个观点。它涉及的是财富与民主的关系，是对民主政治认识、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许有必要给予特别回应。
的确，在美国，政治竞选是昂贵的。前不久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大选，两位候选人的花费总计达22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激起人们的阵阵惊叹。
不过，中国的维稳费更惊人。官方公布的国内安全支出从2010年开始超过了军费。普通人无从知道刚刚落下帷幕的中共十八大花了多少钱，但是看其草木皆兵、如临大敌、刀具销售也禁止的架势，花费也必定不低。
在此，我将美国竞选费与中国维稳费的来源、目的、效果，以及通过竞选产生的政府与需要高额维稳费维持的政府，做一比较。其中的差异，即便有些是你不难想象到的，也依然意味深长。
表达与反表达
美国高额的竞选费来自于公民个人的自愿捐助。虽然联邦设有公共竞选基金，供有需要的议员、总统候选人使用，但那并不是公共财政拨款，而来源于纳税人自愿捐赠，而且基金的使用设有上限，申请使用必须放弃自主筹款，所以，候选人往往选择自主筹款。
公民个人可以直接捐款给候选人的竞选团队，也可以花钱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做广告。一个候选人能左右逢源、筹到大量的钱，表明他有相当高的支持率，虽然筹款最多的未必能当选。候选人也可以自掏腰包捐款给自己的竞选团队，但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自己的财力当选。
理解美国竞选经费的一个关键在于，个人给候选人捐款或花钱做广告的行为在法律上属于表达自由。公民通过出钱帮助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竞选，是他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政策主张的重要方式。
美国法律对个人捐款的数额设有限制，但对非捐款性支出，也就是公民个人花钱为某个候选人做广告、宣传，并没有限制。在1976年的巴克莱诉瓦里奥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联邦选举活动法》中对非捐款性支出的限制，认为它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
与美国的竞选经费来自于自愿捐助不同，中国的维稳费则来自于强制性税收，属于公共财政开支。它的目的也相反，在于压制人们的表达，用于监控网民、访民、异议人士，控制、镇压频繁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等等。
我们不知道每年政府究竟投入了多少钱“维稳”。但是，如果你查一下国家统计局的网站，就会发现，“公共安全支出”是过去20多年中政府各种支出中增长最快的，要比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支出增长快，也比军费增长快。
多数与少数
一般而言，富有或出身高贵的人总是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治，从政府那里获得特权、好处。但是，只有民主社会才有可能较好地抑制金钱对政治的不良影响，最大限度地实现机会平等。
为了防止金钱扭曲选举、腐蚀政治，美国有法律禁止公司给任何候选人或支持他的外围竞选组织捐款，对公民个人的捐款也是有限制的。在巴克莱诉瓦里奥一案，最高法院在裁决非捐款性支出违宪的同时，维持了对个人捐款额度的限制。
个人捐款的最高额度目前是2400美元。超出这个限度，必须向联邦选举委员会登记，从而向全社会公开。由于这一限制，候选人筹款不能将眼睛只盯在社会中只占少数的富豪身上，而必须与许多人建立联系，争取他们慷慨解囊。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民主的原则是一人一票。它意味着即使少数富有的人拿出更多的钱参与到竞选过程中，但控制选票的是大多数普通人。任何人要当选，都不能冒犯普通人，而必须考虑他们的利益。
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奥巴马团队的一个战术，就将在商界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描述成只关心富人利益、而对广大中产阶级（也就是工薪阶层）和底层人缺乏同情心。这一招数奏效了。
在中国，由于政府不是一人一票自由选举产生的，多数人便没有必要的政治手段制约少数人。相反，掌权者、富人不受制约。1949年以来，掌权者、官僚集团构成了一个新的权贵阶层。1970年代末开始经济改革以来，权钱交易、钱权交易得不到控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人做过一项统计，占人口总数0.4%的控制了中国70%的财富。谁在这个幸运数字“0.4”之中呢？他们主要是高级官员家属、亲戚。他们没有艰苦的创业故事，似乎生下来就是巨富。
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但是，普通人从中所得到的好处是不成比例的。他们本来可以比现在生活得更好。
每当中国领导机构换届的时候，严密的、如临大敌似的安保维稳措施，
将他们与民众远远隔离开来
服务与榨取
在民主政治下，一个政治人物要想有前途，就必须与民众建立联系，照顾好他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候选人之所以需要筹措大量的竞选经费，是因为他需要利用各种机会推销自己、解释自己的政策主张，争取民众的支持。这个过程，在民众方面，则是了解鉴别候选人、挑选合适的投票对象的机会。
我2008年刚到美国时，曾在纽约市皇后区住过一段时间。有两次，我清晨在地铁口看见一个人衣冠楚楚、笑容可掬、要跟我握手，原来他们在竞选议员。不幸的是，他们并不知道我是新来的中国人，没有投票权。
中国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每当领导机构换届的时候，“代表”、候“选”人们不是离民众更近了，而是更远了。严密的、如临大敌似的安保维稳措施，将他们与民众远远隔离开来。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政策主张、以什么方式给民众带来好处。
这两种不同的过程所产生的政府，前者是服务性，后者是压迫性、榨取性、掠夺性的。其中的区别之大，要说的很多，这里只引用知名经济学家陈志武的观察结果：
——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高于GDP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例如，2009年预算内财政税收6.85万亿元，相当于近4亿城镇居民2008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等于13.3亿农民2008年全年的纯收入；
——2010年，“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中共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行政开支却占了38%，养着庞大的官僚队伍”；
——中国人一年工作时间属世界最高之列，平均约2200小时。阿根廷一年人均工作1903小时，巴西人1841小时，日本人1758小时，美国人1610小时，英国人1489小时…… “但是，跟这些国家比，中国的人均收入却最低”。
在此，我比较了中国巨资维稳所维持的政府与美国烧钱竞选及其所产生的政府的不同。我并不是说美国是完美无缺的。世上没有乌托邦，美国也不例外，也有弊端，也有不公不义。但是，中国却陷入了不公不义的深渊。
我当然也并不是说，一旦中国民主化了，所有问题就与专制一同消失了。但是，天价维稳不如烧钱竞选，只有民主化，才有希望走出不公不义的深渊。民主将提供必要的政治前提，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进行持久的努力。
